—别國的許多人卻反過來想。
我們中國人實在愧對好人的存在。
我想，我該用我的筆揭示出——倘誰眼中無好人，那不符合人性的進化方向。
我來帶個頭，讓我們學習感恩于好人！
2017年4月10日
北京
初戀雜感
我的初戀發生在北大荒。
許多讀者總以為我小說中的某個女性，是我戀人的影子。
那就大錯特錯了。
她們僅是一些文學加工了的知青形象而已，是很理想化了的女性。
她們的存在，隻證明作為一個男人，我喜愛溫柔的、善良的、性格内向的、情感純真的女性。
有位青年評論家曾著文，專門研究和探讨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發現他們（當然包括我）傾注感情着力刻畫的年輕女性，盡管千差萬别，但大抵如是。
我認為這是表現在一代人的情愛史上慘淡的文化現象和傾向。
開朗活潑的性格，對于年輕的女性，當年太容易成為指責與批評的目标。
在和時代的對抗中，最終妥協的大抵是她們自己。
文章又進一步論證，縱觀大多數男性作家筆下缱绻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結論——在情愛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大緻正确的。
我那個連隊，有一排宿舍——破倉庫改建的，東倒西歪。
中間是過廊，将它一分為二。
左面住男知青，右面住女知青。
除了開會，互不往來。
幸而知青少，不得不混編排，勞動還往往在一塊兒。
既一塊兒勞動，便少不了說說笑笑，卻極有分寸，任誰也不敢超越。
男女知青打打鬧鬧，是違反行為規範和道德準則的，是要受批評的。
但畢竟都是少男少女，情萌心動，在所難免，卻都抑制着。
對于當年的我們，政治榮譽是第一位的。
情愛不知排在第幾位。
星期日，倘到别人的連隊去看同學，男知青可以與男知青結伴而行，不可與女知青結伴而行。
為防止半路會合，偷偷結伴，實行了“批條制”——離開連隊，由連長或指導員批條，到了某一連隊，由某一連隊的連長或指導員簽字。
路上時間過長，便遭訊問——哪裡去了？剛剛批準了男知青，那麼随後請求批條的女知青必定在兩小時後才能獲準。
堵住一切“可乘之機”。
如上所述，我的初戀于我實在是種“幸運”，也實在是偶然降臨的。
那時我是位盡職盡責的小學教師，二十三歲，已當過班長、排長，獲得過“五好戰士”證書，參加過“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但沒愛過。
我探家回到連隊，正是9月，大宿舍修火炕，我那二尺寬的炕面被扒了，還沒抹泥。
我正愁無處睡，衛生所的戴醫生來找我——她是黑河醫校畢業的，二十七歲，在我眼中是老大姐。
我的成人意識确立得很晚。
她說她回黑河結婚。
她說她走之後，衛生所隻剩衛生員小董一人，守着四間屋子，她有點不放心。
衛生所後面就是麥場，麥場後面就是山了。
她說小董自己覺得挺害怕的。
最後她問我願不願在衛生所暫住一段日子，住到她回來。
我猶豫。
顧慮重重。
她說：“第一，你是男的，比女的更能給小董壯壯膽。
第二，你是教師，我信任。
第三，這件事已跟連裡請求過，連裡同意。
”我便打消了重重顧慮，表示願意。
那時我還沒跟小董說過話。
衛生所一個房間是藥房（兼作戴醫生和小董的卧室），一個房間是門診室，一個房間是臨時看護室（隻有兩個床位），第四個房間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餾室。
四個房間都不大。
我住臨時看護室，每晚與小董之間隔着門診室。
除了第一天和小董之間說過幾句話，在頭一個星期内，我們幾乎就沒交談過，甚至沒打過幾次照面。
因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課時，她已坐在藥房兼她的卧室裡看醫藥書籍了。
她很愛她的工作，很有上進心，巴望着輪到她參加團衛生員集訓班，畢業後由衛生員轉為醫生。
下午，我大部分時間仍回大宿舍備課——除了病号，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裡很安靜。
往往是晚上10點以後回衛生所睡覺。
“梁老師，回來沒有？”
小董照例在她的房間裡大聲問。
“回來了！”
我照例在我的房間裡如此回答。
“還出去嗎？”
“不出去了。
”
“那我插門啦？”
“插門吧。
”
于是門一插上，衛生所自成一統。
她不到我的房間裡來，我也不到她的房間裡去。
“梁老師！”
“什麼事？”
“我的手表停了。
現在幾點了？”
“差5分11點。
你還沒睡？”
“沒睡。
”
“幹什麼哪？”
“織毛衣呢！”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隻有那一次，我們隔着一個房間，在晚上差5分11點的時候，大聲交談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