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那種永遠也不會巴結領導不會奉迎領導的人，同時是永遠也不至于和領導發生沖突的人。
他從不在背後議論領導的短長。
但不管别人議論到什麼程度，他都絕不會因了任何卑劣的目的去彙報。
哪怕被鄭重提審，我想他都不會出賣别人的。
他也從不背後議論任何人的短長，所以他也未遭别人議論過。
大家偶爾背後“講究”他，那也純粹是對他進行毫無惡意的調侃。
但這種調侃絕不會太過分。
對他，似乎誰都恪守着一種原則——勿使調侃變為冒犯。
似乎不論誰都認為，冒犯他是絕不應該的，甚至是罪過的。
盡管誰都明白，其實對他調侃過分了，他也斷不至于生氣的。
但這并不意味着他沒脾氣。
事實上他性格很倔、很耿直。
有時領導也常被他頂撞得翻白眼兒，那當然往往是領導糊裡八塗而又自以為是的時候。
他可能是唯一使領導當衆下不來台，而又不至于往心裡去，不至于耿耿于懷地記恨他的知青。
他天生胸無城府，裡外幾近透明，單純得像個大兒童。
而又一向地我行我素，無遮無掩地活在他那種不防人也不被人防的大兒童的境界裡。
記不清怎麼一來，我倆就友好了。
那是一種不顯山不露水的友好。
他也隻能對人這麼一種友好法兒。
我覺出他内心裡挺敬我的，而我極欣賞他的為人處世。
因我和許多人身上都有的，甚至是普通的中國人身上都有的壞毛病，他身上竟沒有。
他是電鋸手。
我是擡木班的“二杠”，平時不在一起幹活。
沒有大木須“歸楞”時，我常被派去做鋸台出料工。
我覺得那是比擡大木還累的活兒，也是全木材廠人人發怵的活兒。
電鋸一響，出料工的肩就成了輸送帶，負重上跳闆下跳闆，休想有機會喘口長氣兒。
他往往會因有意照顧我而拉閘停鋸。
倘連裡的幹部走來，問為什麼停鋸，他就說：“鋸太熱了，涼涼。
”或者幹脆瞪起眼來一句：“怎麼啦？歇一會兒不行啊？”那時連裡的幹部倒往往顯得沒脾氣了，讪讪地轉一圈兒，就會識趣兒地走開……我上大學，因報到日期迫近，托運的包裝箱，是他在班上替我做的。
連裡的幹部發現了，問：“這不是公家的木闆嗎？”他說：“不用公家的，用你家的呀！”幹部說：“那也不能上班時間做呀！”他不吭聲，接着做。
幹部嘟哝幾句什麼，也就不認真幹涉了。
他們大概是這麼想的——如果連劉鴻飛這樣的知青都容忍不了，那麼恐怕也就沒有不背後議論他們的知青了。
在我大學生活最受極左氛圍困擾的日子裡，鴻飛回上海探家。
他到複旦看我，見我心情不好，關切地詢問我原因。
我據實相告，他便提議我應離開複旦一段日子，躲到某地去淨淨心。
我說無處可去。
他想了想，便約好一個日子，說要帶我到鄉下小住。
結果他将我帶到了朱家橋附近某村。
那是他姨家。
老阿婆孤身一人過寂寞的生活。
每天盡量為我倆做順口的吃。
由鴻飛的姨，我對南方鄉下的一些老阿婆們，至今保持着極願親之近之的情感。
由鴻飛的老父老母，我對上海底層公衆中的老人們，始終保持着深厚的敬意。
我在大學期間僅探過一次家，就是唐山地震那一年夏。
鴻飛預先為我買好了五十斤精面。
上海當年也控制，他大約要買數次，才能湊足五十斤。
而我連提都沒提過想往家帶精面一事……
我畢業分至北京後，與鴻飛多年不見。
最初給他寫過幾封信。
他沒回信。
他最不願做的事之一便是寫信。
但我知他心裡在始終思念着我，我對他也是。
1993年我到上海簽名售書——猛一擡頭，無意間望見了他那大個子，在買書的人們後面，那麼一往情深地望着我。
我立刻棄筆向他奔去，問他站那兒看望我多久了。
他淺淺一笑，輕描淡寫地回答：“沒多久，才一個多小時。
”
……
今年我到上海簽名售書——猛一擡頭，無意間又望見了他那大個子，在買書的人們後面，那麼一往情深地望着我。
左邊是他的妻子，右邊是他的女兒。
分明的，妻子女兒又陪他站在那兒默默地望我許久了……
而我當天下午便要離開上海。
中午我沒去和上海作協的朋友們相聚。
我的态度堅定得不容商量。
我想上海作協的朋友們，是會原諒我的缺席的吧？
我帶鴻飛一家回到了我住的賓館。
我們從容不迫地消費了一頓豐盛的午餐。
我說：“我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