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受此折磨，因為他們家與玉順嫂的關系真的在“五服”之内，是更親近的。
朋友正講着，玉順嫂來了。
朋友一反常态，當着玉順嫂的面一句接一句數落我，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無非說我這個人一向不懂裝懂，自以為是，由于長期被嚴重的頸椎病所糾纏，看什麼事都變成了不可救藥的悲觀主義者雲雲。
朋友的老父母也參與演戲，說我也曾炒過股，虧了幾次，所以一談到股市心裡就沒好氣，自然念衰敗經。
我呢，隻有嘿嘿讪笑，盡量表現出承認自己正是那樣的。
玉順嫂是很容易騙的女人。
她高興了，勸我要多住幾天。
說大冬天的，按摩加上每晚睡熱乎乎的火炕，頸椎病會有減輕。
我說是的是的，我感覺痛苦症狀減輕多了，這個村簡直是我的吉祥地……
玉順嫂走後，我和朋友互相看看，良久無話。
我想苦笑，卻連一個苦的笑都沒笑成。
朋友的老父母則都喃喃自語。
一個說：“這算幹什麼？這算幹什麼……”另一個說：“往後還咋辦？還咋辦……”
我跟那禮貌的少年來到玉順嫂家，見她躺在炕上。
她一邊坐起來一邊說：“還真把你給請來了，我病着，不下炕了，你别見怪啊……”那少年将桌前的一把椅子擺正，我看出那是讓我坐的地方，笑笑，坐了下去。
我說不知道她病了。
如果知道，會主動來探望她的。
她歎口氣，說她得了風濕性心髒病，一檢查出來已很嚴重，地裡的活兒是根本幹不了啦，隻能慢慢騰騰地自己給自己弄口飯吃了。
我心一沉，問她兒子目前在哪兒。
她說兒子已從技校畢業，在南方打工。
知道家裡把錢買成了股票後，跟她吵了一架，賭氣又一走，連電話也很少打給她了。
我心不但一沉，竟還疼了一下。
她望着少年又說，多虧有他這個幹兒子，經常來幫她做點兒事。
接着問少年：“是叫的梁先生嗎？”我替少年回答是的，誇了他一句。
玉順嫂也誇了他幾句，話題一轉，說她是請我來寫遺囑的。
我一愕，急安慰她不要悲觀，不要思慮太多，沒必要嘛。
玉順嫂又歎口氣，堅決地說：“有必要啊！你别安慰我了，安慰我的話我聽多了，沒一句能對我起作用的。
何況你梁先生是一個悲觀的人，悲觀的人勸别人不要悲觀，那更不起作用了！你來都來了，便耽誤你點兒時間，這會兒就替我把遺囑寫完吧……”
那少年從抽屜裡取出紙、筆以及印泥盒，一一擺在桌上。
在玉順嫂那種充滿信賴的目光的注視之下，我猶猶豫豫地拿起了筆。
按照她的遺囑，子虛烏有的二十二萬多元錢，二十萬留給她的兒子，一萬元捐給村裡的小學，一萬元辦她的葬事，包括修修她丈夫的墳，餘下三千多元，歸她的幹兒子……
我接着替她給兒子寫了封遺書，她囑咐兒子務必用那二十萬元給自己修一處農村的家園，說在農村沒有了家園的農民的兒子，人生總歸是堪憂的。
并囑咐兒子千萬不要也炒股，那份兒提心吊膽的滋味實在不好……我回到朋友家裡，将寫遺囑之事一說，朋友長歎道：“我的任務總算完成了。
希望由你這位作家替她寫遺囑，成了她最大的心願……”我張張嘴，一個字也沒說出來。
序、家信、情書、起訴狀、辯護書，我都替人寫過不少。
連悼詞，也曾寫過幾次的。
遺囑卻是第一次寫，然而是多麼不靠譜的一份遺囑啊！值得欣慰的是，同時代人寫了一封語重心長的遺書，一位母親留給兒子的遺書，一封對得住作家的文字水平的遺書……
這麼一想，我心情稍好了點兒。
第二天下起了雨。
第三天也是雨天。
第四天上午，天終于放晴，朋友正欲陪我回哈爾濱，幾個村人匆匆來了，他們說玉順嫂死在炕上。
朋友說：“我不能陪你走了……”他眼睛紅了。
我說：“那我也留下來送玉順嫂入土吧，我畢竟是替她寫過遺囑的人。
”
村人們湊錢将玉順嫂埋在了她自家的地頭她丈夫的墳旁，也湊錢替她丈夫修了墳。
她兒子沒趕回來，唯一能與之聯系的手機号碼被告訴停機了。
沒人敢做主取出玉順嫂的股錢來用，怕被她那脾氣不好的兒子回來時問責，惹出麻煩。
那是一場極簡單的喪事，卻還是有人哭了。
葬事結束，我見那少年悄悄問我的朋友：“叔，幹媽留給我的那份兒錢，我該跟誰要呢？”朋友默默看着少年，仿佛聾了，啞了。
他求助地将目光望向我。
我胸中一大團糾結，郁悶得有些透不過氣來，同樣不知說什麼好。
路邊草叢之下，遍地死蜻蜓。
一場秋雨一場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