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繃的小街
迄今，我在北京住過三處地方了。
第一處自然是從前的北京電影制片廠院内。
自1977年始，我在這裡住了十二年筒子樓。
往往一星期沒出過北影大門，家、食堂、編導室辦公樓，白天晚上數次往返于三點之間，像繼續着大學生的校園生活。
出了筒子樓半分鐘就到食堂了，從食堂到辦公室才五六分鐘的路，比之于今天在上下班路上耗去兩三個小時的人，上班那麼近實在是一大福氣了。
1988年底我調到了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次年夏季搬到童影宿舍。
這裡有一條小街，小街的長度不會超過從北影的前門到後門，很窄，一側是元大都的一段土城牆。
當年城牆遺址雜草叢生，相當荒野。
小街盡頭是總參的某幹休所，所謂“死胡同”，車輛不能通行。
當年有車的人家寥寥無幾，“打的”也是一件挺奢侈的事，進出于小街的車輛除了出租車便是幹休所的車了。
小街上每每見到住在北影院内的老導演老演員們的身影，或步行，或騎自行車，或騎電動小三輪車，車後座上坐着他們的老伴兒。
他們一位位的名字在中國電影史上舉足輕重，擲地有聲。
當年北影的後門剛剛改造不久，小街曾很幽靜。
又一年，小街上有了擺攤的。
漸漸，就形成了街市，幾乎賣什麼的都有了。
别的地方難得一見的東西，在小街上也可以買到。
我在小街買過野蜂窩，朋友說是人造的，用糖漿加糖精再加凝固劑灌在蜂窩形的模子裡，做出的“野蜂窩”要多像有多像，過程極容易。
我還買過一條一尺來長的蜥蜴，賣的人說用黃酒活泡了，那酒于是滋補。
我是個連聞到酒味兒都會醉的人，從不信什麼滋補之道，隻不過買了養着玩兒，不久就放生了。
我當街理過發，當街享受了半小時的推拿，推拿者一時興起，強烈要求我脫掉背心，我拗不過，隻得照辦，吸引了不少圍觀者。
我以十元錢買過三件據賣的人說是純棉的出口轉内銷的背心，也買過五六種印有我的名字、我的照片的盜版書，其中一本的書名是《愛與恨的交織》，而我根本沒寫過那麼一本書。
當時的我穿着背心、褲衩，趿着破拖鞋，剛剃過光頭，幾天沒刮胡子。
我蹲在書攤前，看着那一本厚厚的書，吞吞吐吐地竟說：“這本書是假的。
”
賣書的外地小夥子瞪我一眼，老反感地頂我：“書還有假的嗎？假的你看半天？到底買不買？”
我說我就是梁曉聲，而我從沒出版過這麼一本書。
他說：“我看你還是假的梁曉聲呢！”
旁邊有認識我的人說中國有多少叫梁曉聲的不敢肯定，但他肯定是作家梁曉聲。
小夥子奪去那本書，啪地往書攤上一放，說：“難道全中國隻許你一個叫梁曉聲的人是作家？！”
我居然産生了保存那本書的念頭，想買。
小夥子說沖我剛才說是假的，一分錢也不便宜給我，愛買不買。
我不願掃了他的興又掃我自己的興，二話沒說就買下了。
待我站在樓口，小夥子追了上來，還跟着一個小女子，手拿照相機。
小夥子說她是他媳婦兒，說：“既然你是真的梁曉聲，那證明咱倆太有緣分了，大叔，咱倆合影留念吧！”人家說得那麼誠懇，我怎麼可以拒絕呢？于是合影，恰巧走來人，小夥子又央那人為我們三個合影，自然是我站中間，一對小夫妻一左一右，都挽我手臂。
使小街變髒的首先是那類現做現賣的食品攤——煎餅、油條、粥、炒肝、炸春卷、馄饨、烤肉串，再加上賣菜的，再加上殺雞宰鴨剖魚的……早市一結束，滿街狼藉，人行道和街面都是油膩的，走時粘鞋底兒。
一下雨，街上淌的像刷鍋水，黑水上漂着爛菜葉，間或漂着油花兒。
我在那條小街上與人發生了三次沖突。
前兩次互相都挺君子，沒動手。
第三次對方挨了兩記耳光，不過不是我扇的，是童影廠當年的青年導演孫誠替我扇的。
那時的小街，早六七點至九十點鐘内，已是水洩不通，如節假日的廟會。
即使一隻黃鼬，在那種情況之下企圖竄過街去也是不大可能的。
某日清晨，我在家中聽到汽車喇叭響個不停，俯窗一看，見一輛自行車橫在一輛出租車前，自行車兩邊一男一女，皆三十來歲，衣着體面。
出租車後，是一輛搬家公司的廂式大車。
兩輛車一被堵住，一概人隻有側身梭行。
我出了樓，擠過去，請自行車的主人将自行車順一下。
那人瞪着我怒斥：“你他媽少管閑事！”
我問出租車司機怎麼回事，他是不是剮蹭着人家了？
出租車司機說絕對沒有，他也不知對方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