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級，學這點文化将來夠幹什麼用？”
我說：“我甯肯和我爸爸一樣将來靠力氣吃飯，也不在學校裡忍受委屈了！”
她說：“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小學四年級的文化，将來也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我說：“那我就當一個不好的工人！”
她說：“那你将來就會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師，尤其會恨我。
因為我沒能規勸你繼續上學！”
我說：“我不會恨您的。
”
她說：“那我自己也不會原諒我自己！”
我滿心間自卑、委屈、羞恥和不平，哇的一聲哭了。
她撫摸着我的頭，低聲說：“别哭，跟老師回學校吧，啊？我知道你們家裡生活很窮困，這不是你的過錯，沒有什麼值得自卑和羞恥的。
你要使同學們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師都喜愛你，今後就得努力學習才是啊！”
我隻好順從地跟她回到了學校。
如今想起這件事，我仍覺後怕。
沒有我這位小學語文老師，依着我從父親的秉性中繼承下來的那種九頭牛拉不動的倔強勁兒，很可能連我母親也奈何不得我，當真從小學四年級就棄學了。
那麼今天我既不可能成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學語文老師說的那樣——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一位會講故事的母親和從小的窮困生活，是造成我這樣一個作家的先決因素。
狄更斯說過——窮困對于一般人是種不幸，但對于作家也許是種幸運。
的确，對我來說，窮困并不僅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願，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從童年起就開始懷疑生活，思考生活，認識生活，介入生活。
雖然我曾千百次地詛咒過窮困，因窮困感到過極大的自卑和羞恥。
我發現自己也具有講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學二年級。
認識字了，語文課本成了我最早閱讀的書籍，新課本發下來未過多久，我就先自通讀一遍了。
當時課文中的生字，标有拼音，讀起來并不難。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樓梯台階上正聚精會神地看語文課本，教語文課的女老師走上樓，好奇地問：“你在看什麼書？”我立刻站起，規規矩矩地回答：“語文課本。
”
老師又問：“哪一課？”我說：“下堂您要講的新課——小山羊看家。
”
“這篇課文你覺得有意思嗎？”“有意思。
”
“看過幾遍了？”“兩遍。
”
“能講下來嗎？”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能。
”
上課後，老師把我叫起來，對同學們說：“這一堂講第六課——小山羊看家。
下面請梁紹生同學先把這一篇課文講述給我們聽。
”
我的名字本叫梁紹生，梁曉聲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
“文革”中興起過一陣改名的時髦風，我在一張辭去班級“勤務員”職務的聲明中首次署了現在的名字——梁曉聲。
我被老師叫起來後，開始有些發慌，半天不敢開口。
老師鼓勵我：“别緊張，能講述到哪裡，就講述到哪裡。
”我在老師的鼓勵下，終于開口講了：“山羊媽媽有四個孩子，一天，山羊的媽媽要離開家……”
當我講完後，老師說：“你講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師心裡很高興。
全班同學都很驚異，對我十分羨慕。
一個窮困人家的孩子，他沒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當他的某一方面“才能”當衆得以顯示，并且被羨慕，并且受到誇獎時，他心裡自然充滿驕傲。
以後，語文老師每講新課，總是提前幾天告訴我，囑我認真閱讀，到講那一堂新課時，照例先把我叫起來，讓我首先講述給同學們聽。
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主張教學方法靈活的老師。
她需要我這樣一名學生，喜愛我這樣一名學生。
因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們這個班講的語文課生動活潑了許多。
而我也同樣需要這樣一位老師，因為是她給予了我在全班同學面前顯示自己講故事“才能”的機會。
而這樣的機會當時對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識中也有一種驕傲存在着，滿足着我匮乏的虛榮心。
後來，老師的這一語文教學方法，在全校推廣了開來，引起區和市教育局領導同志的興趣，先後到我們班聽過課。
從小學二年級至小學六年級，我和我的語文老師一直配合得很默契。
她喜愛我，我尊敬她。
小學畢業後，我還回母校看望過她幾次。
“文革”開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鬥。
記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剛剛被批鬥完，握着掃帚掃校園，剃了“鬼頭”，臉上的墨迹也不許她洗去。
我見她那樣子，很難過，流淚了。
她問：“梁紹生，你還認為我是一個好老師嗎？”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遠是一位好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