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傷風危及生命的百分之一還不到的比例，在這一種成功和這一種失敗之間那麼荒唐地畫了一個等号……
我心中湧起極大的悲哀。
為達麗這少女，也為她的父親。
我沒話可安慰他……
我第三次見到達麗，已是在火葬場了。
那是一個人少得不能再少的哀悼儀式。
五六個成年男人，哀悼一個十四歲的少女……
她一隻手放在胸前，持着某香港歌星的一張照片。
是我從一冊畫報上剪下來。
是我以模仿的筆體在背面簽上了那香港歌星的姓名。
我原以為，能在她活着的時候，給她一點兒心理安慰——誰知卻成了她死後的陪葬品……
五六個成年男人中，除了她父親，除了我，再就是他公司裡的人了……
哀悼儀式還沒完，他們就悄悄談論起策劃下一場演唱會的事兒來……
我聽一個人很有把握地說——獲利一百多萬似乎不成問題……
我的小學
我永遠忘不了這樣一件事：某年冬天，市裡要來一個衛生檢查團到我們學校檢查衛生，班主任老師吩咐兩名同學把守在教室門外，個人衛生不合格的學生，不準進入教室。
我是不許進入教室的幾個學生之一。
我和兩名把守在教室門外的學生吵了起來，結果他們從教員室請來了班主任老師。
班主任老師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臉問：“你為什麼今天還要穿這麼髒的衣服來上學？”
我說：“我的衣服昨天剛剛洗過。
”
“洗過了還這麼髒？”老師指點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我說：“那是油點子，洗不掉的。
”
老師生氣了：“回家去換一件衣服。
”
我說：“我就這一件上學的衣服。
”
我說的是實話。
老師認為我頂撞了她，更加生氣了，又看我的雙手，說：“回家叫你媽把你兩手的皴用磚頭蹭幹淨了再來上學！”接着像扒亂草堆一樣亂扒我的頭發，“瞧你這滿頭虮子，像撒了一腦袋大米！叫人惡心！回家去吧！這幾天别來上學了，檢查過後再來上學！”
我的雙手，上學前用肥皂反複洗過，用磚頭蹭也未必能蹭幹淨。
而手的生皴，不是我所願意的。
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鍋，刷碗。
家裡的破屋子四處透風，連水缸在屋内都結冰，我的手上怎麼能不生皴？不衛生是很羞恥的，這我也懂，但衛生需要起碼的“為了活着”的條件，這一點我的班主任老師便不懂了。
陰暗的，夏天潮濕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樣的一間小屋，破炕上每晚擁擠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碼要掉下三斤土，爐子每天起碼要向狹窄的空間飛揚四兩灰塵……母親每天早起晚歸去幹臨時工，根本沒有精力照料我們幾個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還幹幹淨淨，手上沒皴頭上沒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當時沒看過《西行漫記》，否則一定會頂撞一句：“毛主席當年在延安住窯洞時還當着斯諾的面捉虱子呢！”
我認為，對于身為教師者，最不應該的，便是以貧富來區别對待學生。
我的班主任老師嫌貧愛富。
我的同學中的區長、公社書記、工廠廠長、醫院院長們的兒女，他們都并非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有的甚至經常上課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師卻從未嚴肅地批評過他們一次。
對班主任老師尖酸刻薄的訓斥，我隻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兩眼湧出淚水，轉身就走。
這一幕卻被語文老師看到了。
她說：“梁紹生，你别走，跟我來。
”扯住我的一隻手，将我帶到教員室。
她讓我放下書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說：“你的頭發也夠長了，該理一理了，我給你理吧！”說着就離開了辦公室。
學校後勤科有一套理發工具，是專為男教師們互相理發用的。
我知道她準是取那套理發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裡卻不想再繼續上學了。
因為窮，太窮，我在學校裡感到一點尊嚴也沒有。
而一個孩子需要尊嚴，正像需要母愛一樣。
我是全班唯一的一個免費生。
免費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是精神上的壓力和心理上的負擔。
“你是免費生，你對得起黨嗎？”哪怕無意識地犯了算不得什麼錯誤的錯誤，我也會遭到班主任老師這一類冷言冷語的訓斥。
我早聽夠了！
語文老師走出教員室，我便拿起書包逃離了學校。
我一直跑出校園，跑着回家。
“梁紹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車撞了呀！”我聽到了語文老師的呼喊。
她追出了校園，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還是跑，她緊追。
“梁紹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師累壞呀！”我終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氣喘籲籲。
她說：“你不想上學啦？”
我說：“是的。
”她說：“你才小學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