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電影劇本的編寫工作定在下午四點鐘開始，還有一個半小時。
我在馬路上走着，本能地朝家走去。
我知道埃米麗亞不會在家，她上她母親家吃午飯去了；但在痛苦而又惆怅的心緒驅使下，我希望這不是真的，我希望能在家裡見到她。
我心想，要是她在家，我就坦率地告訴她，最後把話說清楚。
我深知，無論是我與埃米麗亞的關系，還是我的電影編劇工作，都取決于此；如今，經過多次虛假言辭的敷衍搪塞，我覺得，我情願遭到厄運，也不能再讓這種越來越明朗、越來越令人難以容忍的局面維持下去了。
也許，我為此不得不與她分道揚镳，不得不拒絕替巴蒂斯塔編寫第二部電影劇本；不過，那樣更好。
與其這樣不明不白地卑賤地生活在謊言和自憐的環境之中，還不如正視現實，不管現實會怎麼樣。
當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時，我又遲疑不決了：埃米麗亞肯定不在家，而我待在那套如今我不僅覺得陌生而且簡直覺得反感的新房子裡，一定會更加感到惆怅和痛苦，還不如去一個公共場所。
我當時真想走得遠遠的，到咖啡館去打發那一個半小時的時光。
說來也巧，像是上帝的意旨似的，我突然想起來，頭天我曾答應巴蒂斯塔在這個時候從家裡給他打電話以确定碰面的時間。
那是一次重要的約會，因為巴蒂斯塔要跟我最後确定我要編寫的新劇本，還要向我提出具體的建議，并把我介紹給導演；而我又向他肯定地說過，我跟平時一樣，這個時候總在家的。
當然，我也可以從咖啡館給巴蒂斯塔打電話，但是，首先我不能肯定他是不是在家，因為巴蒂斯塔經常在餐廳吃飯；再有，我尋思着，惆怅茫然的我正需要有一個借口回家去，而給巴蒂斯塔打電話正好給我提供了這個借口。
就這樣，我走進了大樓，上了電梯，關上了電梯門，按了按鈕，去頂層我住的地方。
可就在電梯徐徐上升時，我卻又想，我還沒有肯定是不是接受巴蒂斯塔這個新項目，所以我就無權與他約會。
一切都得取決于我與埃米麗亞談得如何，我知道，要是埃米麗亞明确地表示不再愛我，我不僅不會編寫這部新影片的劇本，而且我一輩子也不會再當編劇了。
可是，埃米麗亞不在家；說實在的，要是巴蒂斯塔來電話，我真不知該怎麼對他說，是接受還是不接受。
要是現在談妥一樁交易是為了以後退掉它，我覺得那才是我一生中所做的荒唐事中最荒唐的一件。
想到這兒，我惱怒又煩躁，一陣歇斯底裡大發作，我突然停住了電梯，按了去底層的電鈕。
這樣更好，我自言自語道，巴蒂斯塔打電話到我家時，找不到我是再好不過了。
晚上，我就跟埃米麗亞攤牌；第二天看攤牌的結果如何我再給制片人回話。
電梯往下走着，我就像一條魚，以絕望的目光看着自己生活的魚池的水位迅速下降似的，看着每到一層時顯示在電梯毛玻璃後面信号裝置上的樓層。
電梯最後停住了，我準備打開電梯門。
但一種新的考慮又制止了我：确實，我與巴蒂斯塔是否合作取決于我與埃米麗亞攤牌的結果如何；但要是晚上埃米麗亞再次确認她對我的愛，而我卻又這樣讓巴蒂斯塔找不到我，我不就會因此得罪了他，冒丢失工作的危險了嗎？我從經驗中得知，制片人都像小暴君似的很任性，類似這種小小的意外就足以使巴蒂斯塔改變主意，緻使他去另找電影編劇。
我頭腦裡痛苦地盤旋着這些思緒，心裡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苦衷：我的确是一個在利益與感情的權衡中備受折磨的可憐蟲，要不是突然有一位手裡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輕太太打開電梯門走了進來，天知道，我還會這樣遲疑茫然地在電梯裡待多久。
那位太太見我直挺挺地站在她跟前，吓得叫了一聲。
她恢複鎮靜之後，就走進了電梯，問我上幾層。
我告訴了她我要上的樓層。
她一面按電鈕，一面說：“我到三層。
”電梯又上去了。
一到樓梯平台，我就感到特别輕松了；同時，我想：“我這是怎麼回事啊？我怎麼落到這個地步啦？我怎麼竟變成這個樣子啦？成了什麼啦？”我這樣想着走進了家，關上了門，來到了客廳。
我看見埃米麗亞身着便服躺在沙發上，正準備翻閱一本雜志。
沙發旁的一張小桌子上杯盤狼藉：埃米麗亞沒有出去，她沒去跟母親吃飯；總之，她對我撒了謊。
當時我的臉色一定很難看，因為她看了我一眼之後，就問道：“你怎麼啦？出什麼事啦？”
“你本來不是要到你母親那兒去吃飯嗎？”我壓抑着聲音說道，“你怎麼在家呢？你告訴我你要出去吃飯的。
”
“後來我母親來電話說她有事。
”她平靜地回答道。
“那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呢？”
“我母親臨到最後一刻才給我打電話……我想你當時可能已不在帕塞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