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别隻在于：賴因戈爾德和巴蒂斯塔隻是想當然地解釋了奧德修斯和珀涅羅珀這兩個形象；而埃米麗亞則是以她所因襲的令人厭惡的世俗眼光去解釋她自己和我這樣兩個活生生的人。
于是，在真摯、單純的品格和潛意識的、平庸的觀念支配下，就萌生出了埃米麗亞這種認為我想把她推入巴蒂斯塔懷抱的想法，她并沒有承認自己真是這樣想的，但也沒有予以澄清。
為了進一步證實這一點，我尋思着，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埃米麗亞得在賴因戈爾德、巴蒂斯塔和我就《奧德賽》所做出的三種不同的解釋中選擇一個的話，她肯定能理解巴蒂斯塔出于經濟效益考慮而要把《奧德賽》拍得富有戲劇性的主張；她也可能同意賴因戈爾德從心理學的角度改編原著的觀點。
然而，鑒于她的天性和坦誠，她肯定不能升華到我對原作理解的水平，或者說，不能升華到荷馬和但丁的理解水平。
她做不到，不僅因為她愚昧無知，也因為她并不是生活在一個理想化的世界裡，而是生活在巴蒂斯塔和賴因戈爾德那種完全現實的世界裡。
這就是問題的症結所在。
埃米麗亞是我夢寐以求的女人，同時又是一個站在可悲的層次上判斷我并鄙視我的女人；珀涅羅珀在漫長的十年期間始終忠實于遠在異鄉的丈夫，而現實生活中的這個女打字員卻懷疑子虛烏有的所謂利害關系。
而我為了擁有自己所愛的埃米麗亞，為了讓她能正确地判斷我，我本該帶她走出她所生活的天地，把她帶進一個跟她一樣真摯、純樸的世界裡，那乃是一個金錢并不重要、語言保持着其完整意義的世界，一個我誠然可以向往，卻又是不存在的世界，就像賴因戈爾德提請我注意的那樣。
不過，我還得繼續活下去，或者說，得繼續在巴蒂斯塔和賴因戈爾德的天地裡周旋和工作。
那麼我應當做些什麼呢？我想，首先得擺脫令人痛苦的低人一等的感覺，是它導緻我荒謬地懷疑自己原來就卑微，或者說，天生就卑微。
這麼說吧，是不應歸因于行為表現，而應歸因于天性的一種内在的卑微；因為實際上埃米麗亞對我的态度中似乎已流露出這種看法。
如今我深信，任何人都不能平白無故地被人說成是卑微的。
然而，為了擺脫我那種低人一等的感覺，我還得用這個道理去說服埃米麗亞。
我想起了在編寫《奧德賽》的電影劇本中曾考慮過的奧德修斯的三重形象，從中我又悟出了人的三種不同的存在方式。
巴蒂斯塔的奧德修斯形象，賴因戈爾德的奧德修斯形象，最後是我的奧德修斯形象，我感到我的奧德修斯形象是唯一正确的，那實質上是荷馬的奧德修斯形象。
為什麼巴蒂斯塔、賴因戈爾德和我，我們三個人在塑造奧德修斯的形象上觀點如此不同呢？就是因為我們三人的生活、我們的人生理想迥然相異。
巴蒂斯塔所要塑造的膚淺、平庸、浮誇而又毫無意義的形象，與巴蒂斯塔的生活和理想，或者确切地說，與他的利益，是相一緻的；賴因戈爾德所要塑造的那種比較現實，然而又簡單化和庸俗化了的形象，這符合他當導演的精神和藝術境界。
最後是我所要塑造的形象，那無疑是最崇高、最自然、最富有詩意、最真實的形象，它産生于我對一種既不被金錢腐蝕和吞噬，又沒有降低到純粹是出于生理上和物質上的需求的生活的向往，那種向往也許是軟弱無力的，然而卻是誠摯的，我得使自己符合這種形象，盡管我沒能在電影劇本裡塑造出這種形象，盡管在現實生活中體現這種形象的可能性也很小。
唯有用這種方法和這種理由才能說服埃米麗亞，才能重新赢得她的尊重和愛戀。
怎麼去做呢？依我看，如果有必要，除了更加倍地愛她，除了再一次向她表明我對她的愛之純潔和無私之外，别無他法。
然而，我想，暫時我還是不要勉強去說服埃米麗亞，我滞留到第二天，然後乘下午的輪渡離去，不希求對她說什麼，也不希求見到她。
到羅馬後再給她寫封長信，對她解釋許多我口頭上一直無法說清楚的事情。
這時，從陽台底下的小路上傳來了一陣平靜的說話聲，我立即辨别出那是埃米麗亞和巴蒂斯塔的聲音。
我急忙回到裡面，把我關在自己的房間裡。
但我并不困，再說，我覺得自己一個人憋在那個屋子裡生悶氣，他們倆倒悠然自得、談笑風生地在别墅四周兜風，簡直太令人難受了。
由于近來我常失眠，我從羅馬帶來了一種很靈驗的安眠藥。
我加大劑量服了藥之後，就怒氣沖沖地和衣躺倒在床上了。
我幾乎立刻就入睡了，因為我不相信剛才我聽到的是巴蒂斯塔和埃米麗亞的說話聲。
忒勒福斯找到阿喀琉斯，可是阿喀琉斯不清楚該如何治傷。
奧德修斯表示，神谕說“能治好這傷的”指的不是傷人的人，而是傷人的矛。
果然，将阿喀琉斯矛尖上的碎片敷在忒勒福斯的傷口上，傷口便很快愈合了。
阿喀琉斯的矛比喻那些既傷害人而又能救人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