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這種做法有些過頭，所以一種調停神學便應運而生，試圖在正教和一種基于理性而始終具有粗俗化傾向的自由主義之間保持一種更趨保守的中間立場。
從此，“宗教科學”的生活開始為“拯救”和“出賣”這樣的概念所壟斷——這兩個概念都不免有些牽強附會；這種神學的存在藉此得以勉強維持。
它的形式是保守的，它堅持上帝的啟示和傳統的《聖經》诠注，它以《聖經》的宗教的那些要素為出發點，試圖“拯救”這其中的任何可以拯救的東西，另一方面，它又自由地接受了世俗曆史科學的曆史批判方法并把它最重要的内容，把奇迹信仰、基督教的大部分、耶稣的肉身複活等等，悉數“出賣”給了科學的批判。
它同理性的關系是如此棘手，如此勉為其難，而它與之達成的妥協又使它時刻面臨着覆滅的危險，這可是一門什麼樣的科學啊？我以為，“自由的神學”就是一隻紙老虎，是contradictioinadjecto
它贊同文化，願意去适應現有的市民社會的理想，把宗教降至人類博愛的功能，把宗教天才所固有的迷醉和似是而非淡化為一種倫理的進步。
宗教的東西并沒有消逝在純粹的倫理之中，于是乎，科學的和真正神學的思想再一次分道揚镳。
現在的說法是，自由神學的科學優勢雖然無可辯駁，但它的神學立場卻是軟弱的，因為它的道德主義和人道主義缺乏對人類存在之魔性的應有認識。
它雖然有教養，但卻很膚淺，而就對人類的本性及生活的悲劇性的真正理解而言，保守的傳統對于這種理解的牢記和保留，遠比進步的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要多得多，同樣，同後者相比，保守的傳統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因此也就顯得更為深刻，更為重要。
這裡，人們清楚地看到哲學的非理性潮流對神學思想的滲透，在這些思潮中，不講理論的東西、充滿活力的東西、意志或者本能，簡言之就是魔性的東西，早已成為神學的主題。
人們同時也看到中世紀天主教哲學研究的複興，看到一種走向新托馬斯主義
通過這種方式，因自由而變得蒼白的神學自然可以重新獲得更為深刻的和更為強烈的、甚至是更為熾烈的色彩；這一次，它又能夠更加配得上那些美學的古老的想象了，人們會情不自禁地把這些想象同它的名字聯系起來。
而文明的人類精神，你稱它是資産階級的也好，或者就把它看作是文明的也罷，卻終究難以抑制内心的陰森。
因為，同生命哲學、非理性主義相結合的神學，就其本性而言，有成為惡魔學說的危險。
我之所以這樣長篇大論，隻是為了解釋我所說的不悅是什麼意思，而我在哈勒的這段逗留以及參與阿德裡安大學學習，還有為了聽他所聽而以旁聽生的身份與他一同去上的那些課程，這些偶爾也都會令我心頭感到不悅。
對于這樣的郁悶，我休想在他那裡得到理解，因為他愛和我談論課堂上講過和讨論過的神學問題，然而，他卻每每繞開觸及事物根源乃至針對神學在科學中難以立足的話題，即偏偏回避略感不快的我認為是首當其沖的問題。
上大課的時候也是如此，和他的同學們、和基督教大學生聯合會“溫福理德”的成員們交往的時候也是如此，他出于外在原因加入該聯合會，而我偶爾也到該聯合會做客。
與此相關的情況後面可能還會說到。
我在這裡隻想說，這些青年人，有的是面色蒼白的國家考試的考生，有的是強壯如牛的農村小夥，有的也是出生于書香門第的較為傑出的才俊，他們當時都是搞神學的，舉手投足很是那麼一回事，有着跟上帝一樣的樂天派頭。
可是，一個人怎樣才能做一個神學家，在當今的思想條件下，一個人怎麼會想到要去選擇這樣一種職業，除非他服從的是一種家庭傳統的機制，對于個中緣由，他們沒有細說，而從我這邊來看，因此而去向人家打探，無疑就是有失體面的刨根問底了。
不過，趁人家因為酒精的作用而變得無拘無束的時候，趁着他們喝得痛快淋漓的時候，再把這個十分極端的問題提出來，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前景也應該是十分光明的。
然而，不言而喻的卻是，“溫福理德”聯合會的這些弟兄們可厲害得很，且别說什麼一升裝的大杯了，就連那種抱起酒壇子來的“豪飲”，也全都不在他們話下，也就是說，無論怎麼喝，他們總能保持不醉，也就是說：對于有火藥味的尖銳的基本問題他們總是可以充耳不聞。
他們知道，國家和教會需要神職官員，所以他們就為進入這一仕途作準備。
神學對他們而言是一種現成的東西——而且還是一種古已有之的現成的東西。
甚至于阿德裡安都是這樣來接受神學的，這是我不得不加以容忍的事情。
而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