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因此而提出的過分要求超出我這個作者所能擔負的責任，我可以置之不理。
把阿德裡安的這份記錄圖省事地随便甩給某個編輯；把這個“對話”（請注意我給這個詞加上了一對表示抗議的引号，當然我也承認，這樣做隻能部分地消除其自身所固有的陰森恐怖）——也就是把這個談話化整為零地分散到各個編了号的章節中去，任何的擔心讀者的接受能力可能會減弱的顧慮，都不會對我有所觸動。
我必須用滿懷悲痛的虔敬去再現一件現存的事物，把它從阿德裡安的五線譜譜紙上轉抄到我的手稿裡來；真的，我不僅是一個詞一個詞地，而且我甚至可以說：也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抄錄下來的——其間常常放下手裡的筆，常常為了恢複而中斷，不是思緒紛繁地在書房裡來回踱步，便是一屁股坐進沙發，雙手合十于額頭之上，故而，我本來隻須照抄照搬的一章完成起來竟然不比自己此前所寫的任何一章要快，這聽起來也許很奇怪，但卻真的是事實，因為我的手在這個過程中時不時地就會抖上幾抖。
同記錄自己的思想一樣，意味深長而又思前想後的抄寫其實也是（至少對我而言；不過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在這一點上也贊成我的意見）一項費力而又費時的工作，而讀者早在前面的一些地方就有可能已經低估了我在我這已故朋友的生平故事上所用過的天數和星期數，那麼他現在同樣也有可能在他的想象中是落後于我寫下當前這幾行的這個時刻的，姑且讓他去嘲笑我的迂腐吧。
不管怎樣，我認為自己這樣做是正确的，我要讓他知道，自打我開始這些生平記錄以來，時間幾乎已經過去了又一年，而1944年4月也随着最新一章的撰寫而來臨了。
當然，我的這個日期指的并不是我自己所做的這項工作所處的那個日期——不是我的小說已經寫到的那一個，即1912年的秋季，上一次戰争爆發的二十個月前，那時阿德裡安和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一起返回慕尼黑，他首先在施瓦賓給自己找到一家提供膳宿的小旅店（吉澤娜旅館）住了下來。
我不知道這種雙重的紀元為何會如此強烈地吸引我的注意力，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如此迫切地要把它指點出來：這個個人的和事實的紀元，這個叙述者穿行于其中的時間，以及那個被叙述的事物發生于其中的時間。
這是兩個時間的運行軌道的一種非常奇特的交叉，另外也是為了再和第三個相結合：即那個時間，讀者有一天将會因為想要接受這被告知的一切而抽出的那個時間，這樣一來，讀者也就和一個三重的時間秩序發生着關聯：他自己的時間、編年史作者的和曆史的時間。
這些苦思冥想在我看來已經漸露疲态，我無意于繼續沉迷其中，我這裡隻想補充的是，“曆史的”這個詞有着那麼一股子強烈的陰森氣，用它來指我的寫作所處的那個時代，遠比用它來指我所寫的那個時代要合适得多。
最近這幾天對奧德薩所進行的激烈争奪是一場損失慘重的戰役，結果以黑海之濱的這座名城落入俄國人之手而告終，不過，這個對手沒有能夠擾亂我軍的換防行動。
同樣，他肯定也不會在塞瓦斯托波爾
與此同時，随着我們固若金湯的歐洲堡壘幾乎每天遭受空襲，巨大的恐慌開始四處蔓延開來。
這些巨獸投下的炸彈造成了越來越大的毀滅，盡管它們當中也有不少成為我們英勇抵抗的犧牲品，但這又于事何補呢？成千上萬的怪獸讓這個被膽大妄為統一起來的大陸變得暗無天日，我們的城市越來越多地淪為一片廢墟。
萊比錫，這座在萊韋屈恩的成長，在他的人生悲劇的形成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城市，不久以前也被狠很地擊中了：正如我不得不有所耳聞的那樣，它的著名的出版社區隻剩下一堆瓦礫，難以數計的寶貴的文獻資料和文獻人才培訓場所被毀于一旦——一個不僅令我們德國人，而且根本就是令全世界熱心文化教育事業的人都會感到萬分沉重的損失，然而，後者似乎願意以盲目的或正确的方式——我不敢對此妄加判定——去容忍這樣的損失。
是的，我擔心，事情會朝着毀滅我們的方向發展，一種被賦以緻命靈感的政治讓我們同時和人口最多并有革命威望的大國以及生産能力最大的大國發生沖突——美國這架生産機器看上去甚至不需要開足馬力便能源源不斷地制造出一大堆銳不可擋的戰争工具。
而那些神經緊張的民主國家甚至也懂得利用這些可怕的工具，這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