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消化這些新生事物，一個男人的體重居然減掉了十四磅，您現在可以理解怎麼會是這樣的了吧？假如我不去相信克利德威斯家舉行的這些座談會的結果，并且一直堅信這些先生是在胡說八道的話，那麼，我肯定就不至于會損失這麼多的肉了。
可是，這完全不是我的看法。
我更多的其實是毫不猶豫地表明，他們用值得稱道的敏感去觸摸時代的脈搏，并把這個脈搏跳動的情況如實地說了出來。
隻是，假如他們自身對他們的那些診斷結果哪怕稍感震驚，并且有針對性地作出哪怕一點點道德批判的話，那麼，我是會——我必須重複這一點——感激不盡的，我的體重很可能也就不會是減少十四磅，或許也就隻是減少七磅了。
他們本來是有能力這樣說的：“不幸的是完全給人一種事情似乎就要這樣發展下去的印象。
所以必須有人從中調解，對即将來臨的事情發出警告并盡自己的力量去阻止事情的來臨。
”可他們呢，這麼說吧，他們所說的，卻是：“這事就要來了，這事就要來了，如果這事真來了，那我們就是站在了曆史朝流的風口浪尖。
有意思，甚至可以說好得很——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是即将來臨的事情，而認識到這一點既需要足夠的勞動，也帶來足夠的愉悅。
至于此外再去做點什麼阻止其發展的事情，這并不是我們要關心的。
”——這些學者，在私下裡就是這樣的。
然而，他們說認識到這一點很高興卻是騙人的；他們對他們所認識到的東西報有同情好感，在沒有這種同情好感的情況下，他們也對根本沒有被他們所認識到的東西報有同情好感，這就是問題所在，這也就是我為什麼感到生氣和不安，我的體重為什麼下降的原因。
不過，我現在在這裡所說的也并非全部正确。
如果單就我在克利德威斯圈子裡的這些義不容辭的拜訪以及我自願在那裡所遭受的苛求而言，那麼，我是根本不會因此而掉肉的，不僅不會掉十四磅，甚至連它的一半也掉不了。
假如那些圓桌邊上的高談闊論沒有對一種藝術和友誼的熾熱體驗形成那種冷淡理智的評論的話，那麼，我也是不會去理會它們的，我實際上也是這樣做的——我這裡的體驗指的是：那種對于一部友好的藝術作品的形成過程的體驗——我之所以稱它為友好，是因為它的創作者，而非它本身，我可不能說它友好，它對于我的鑒賞力而言有着太多令人感到陌生和驚恐的東西了，所以我太有理由不能說它友好了。
這部作品，它孤獨地在那裡，在那個太像故鄉的鄉村角落裡，狂熱而急速地形成着，它同我在克利德威斯處所聽到的東西之間有着一種奇怪的聯系，是一種精神上遙相呼應的關系。
就是在那裡，在那張圓桌旁，對傳統的批判成為家常便飯，傳統被認為是生命價值遭到摧毀的結果，而生命價值長久以來還曾被認為是牢不可破、堅不可摧的呢，難道不是這樣的麼？而且，不是還有人——我現在記不清他是誰了，是布賴薩赫爾？溫魯俄？霍爾茨舒赫爾？——振振有詞地說過，這種批判必然會不可避免地轉而反對傳統的藝術形式和種類，比如轉而反對唯美戲劇這種曾經在資産階級的生活領域紮根立足并一度成為關乎文化教育的一樁大事的戲劇，難道不是這樣的麼？這不，我眼前開始浮現這樣的情形：一種叙事性的形式取代這種戲劇的形式，音樂戲劇轉變為清唱劇，歌劇戲劇轉變為歌劇康塔塔——而且這種轉變還是本着一種精神，一種作為根基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同我在馬爾提烏斯大街的那幫對話者，就個性的狀況及全世界的個人主義所作的那些評價之間具有高度的一緻性：一種思想，我想要說的是，這種思想，它不再對心理學感興趣，而是堅決要求客觀性，要求一種能夠表達絕對性、約束和責任義務的語言，而且，這種語言因此還偏愛給自己戴上前古典的嚴格形式的虔誠枷鎖。
不知有多少次，當我充滿好奇地在一旁觀察阿德裡安的創作時，我都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從前我們還是小男孩時，那個健談的結巴子，即他的老師對我們所作的叮囑：反對“和聲的主觀性”和“複調的客觀性”。
我前面在描述克利德威斯家裡進行的那些聰明而又折磨人的談話時，曾經用過一個走球形路的比方，我還說過，倒退和進步、新和舊、過去和未來在這條路上合二為一了——而現在在這裡，我發現這條路，通過充滿新意地越過巴赫和亨德爾已是和聲的藝術向後回歸到那更加幽深的真正多聲部的過去，已經成為了現實。
至今我手裡仍保存着阿德裡安當時寫給我的一封信，這是從普菲弗爾林寄到弗萊辛來的——是抽空寫的，他當時正忙着創作一首頌歌，這首頌歌的歌詞是：“人山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