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人，他的腰也彎了，背也駝了，他寫作時所處的這個時代的恐怖幾乎把他壓垮，現在，他終于可以把目光從這些構成他的寫作内容的恐怖身上移開，顫巍巍地心滿意足地擡起頭來，去看一看那高高的一摞生機勃勃的稿紙了，那是他辛勤勞動的成果，是這些充斥着回憶和時政大事的歲月的産物。
一項任務終于在克服了重重困難的情況之下完成了，就天性而言，我并不是适合這項任務的人，雖然我并不是為這項任務而生，但是，愛、忠誠和耳聞目睹的見證卻使我負有完成這項任務的使命。
愛、忠誠和耳聞目睹的見證能夠做到的事情，無私奉獻能夠做到的事情，現在都已經做到了——算了，我也就隻好這樣了。
在我開始記錄這些回憶，記錄阿德裡安·萊韋屈恩的生平經曆時，由于作者的緣故，也由于這部傳記的主人公是藝術家的緣故，所以，當時是一點也沒有指望日後能夠把它拿出來公諸于世的。
這一點或許現在，在現在這個時候，這頭曾把觸手伸向地球乃至地球以外的空間的國家怪獸已經恣意狂歡到了盡頭，它的那些個首領
可是德國卻按照那些惡棍的心願從根本上被徹底摧毀了，想要它在短期之内恢複那種展開某項文化活動的能力，哪怕是出版一本書的能力，甚至于連這一點，你都不敢去有所奢望了，而我實際上也時不時地考慮過資金和途徑問題，想過要把這些書稿弄到美國去，讓它們首先以英譯本的形式呈現給當地的人類。
我覺得，這樣做似乎也并不是太違背我那已經作古的朋友的心意。
當然，随着這種想法同時出現的另外一個想法則是，我的這本書肯定會在那個文明圈裡引起實質性的震撼，我不無擔心地預見到，把它譯成英文，至少是把它的某些太過根深蒂固的德意志的部分譯成英文，将被事實證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我另外還預見到的東西是，當我現在簡要地彙報完這個偉大的音樂家的生命的結束并最終對我的手稿作一個了結之後，我的心裡将會泛起一種空虛的感覺。
像這樣令人心潮澎湃和殚精竭慮的寫作工作，我今後将是不會再有的了，我會懷念它的，多年來，我為它忙碌，堅持不懈地把它當作一項義務來履行，也正因為如此，可以說是它幫助我度過了這些歲月，要知道，如果是純粹閑呆着的話，熬過這些歲月恐怕是要艱難得多得多，我眼下正在四處尋找一個未來能夠替代它的工作，但暫時還沒有找到。
真實的情況是：我十一年前被淘汰出我的教師職位的種種原因正在曆史的陣陣驚雷聲中失去意義。
德國自由了，如果可以把一個被消滅和被剝奪行為能力的國家說成是自由的話，因而，我可能很快就會再也不受任何阻礙地恢複原職，重回學校工作了。
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已經附帶着向我指出了這一點。
我又将會去人文中學教高年級學生，請這些學生多多用心去學習那種把對高深的衆神的敬畏同對奧林匹克的理性和明朗的合乎道德的崇拜融為一種虔誠的文化思想嗎？可是啊，我擔心，在那狂野的十年裡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恐怕很難理解我的語言，就像我也很難理解他們的語言一樣，我擔心，我的國家的這代青少年已經變得讓我感到太陌生，以至于我不大可能再做他們的老師了，而且，更有甚者：就連德國自己，這個不幸的德國，也變得讓我感到陌生，陌生極了，這裡面的原因就在于，我确信會有一個令人可怕的結局，我不讓自己和它的罪孽沾邊，而為了避開它的罪孽，我隐姓埋名，離群索居。
難道非要我問自己這樣做對不對嗎？而且還要再問一問：我其實是這樣做的嗎？我追随過一個痛苦的重要的人，直到他去世為止，我用筆描繪了他那始終是讓我又愛又怕的一生。
我覺得，我的這種忠誠似乎可以擔保我是驚恐萬狀地逃離我的國家的罪責的。
那天在鋼琴旁的癱瘓性休克讓阿德裡安陷入昏迷，十二個小時之後他才蘇醒過來，他在這個從昏迷到蘇醒的過程中處于一個什麼樣的狀态，出于對死者的崇敬，我無法再去詳細描述了。
他不是蘇醒過來，恢複知覺，恢複他自己原來的樣子，而是以一個陌生的自我而重新存在，這個陌生的自我就僅僅隻是他的個性和人格的筋疲力盡的外殼而已，和那個先前叫過阿德裡安·萊韋屈恩的人實際上再也沒有任何關系了。
“癡呆”這個詞的原始意思不是别的，就是偏離原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