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兩特别多，原來是來逃難的，英法聯軍正威脅着北京。
鹹豐這一來就不走了，東走走西看看，慶幸祖輩留下這麼個好地方讓他躲避。
他在這裡又批準了好幾份喪權辱國的條約，但簽約後還是不走，直到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死在這兒，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鹹豐一死，避暑山莊熱鬧了好些天，各種政治勢力圍着遺體進行着明明暗暗的較量。
一場被曆史學家稱為“辛酉政變”的行動方案在山莊的幾間屋子裡制訂。
然後，鹹豐的靈柩向北京起運了，剛繼位的小皇帝也出發了，浩浩蕩蕩。
避暑山莊的大門，又一次緊緊地關住了。
而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中間，很快站出來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女子，她将統治中國數十年。
她就是慈禧，離開了山莊後再也沒有回來。
不久她又下了一道命令，說熱河避暑山莊已經幾十年不用，殿亭各宮多已傾圮，隻是鹹豐皇帝去時稍稍修治了一下，現在鹹豐已逝，衆人已走，“所有熱河一切工程，着即停止”。
這個命令，與康熙不修長城的谕旨前後輝映。
康熙的“長城”也終于傾塌了，荒草凄迷，暮鴉回翔，舊牆斑駁，黴苔處處，而大門卻緊緊地關着。
關住了那些宮殿房舍倒也罷了，還關住了那麼些蒼郁的山、那麼些晶亮的水。
在康熙看來，這兒就是他心目中的清王朝，但清王朝把它丢棄了。
被丢棄了的它可憐，丢棄了它的清王朝更可憐，連一把羅圈椅也坐不到了，恓恓惶惶，喪魂落魄。
後來慈禧在北京重修了一個頤和園，與避暑山莊“對峙”。
塞外朔北的園林不會再有對峙的能力和興趣，它似乎已屬于另外一個時代。
熱河的雄風早已吹散，清朝從此陰氣重重、劣迹斑斑。
當新的一個世紀來到的時候，一大群漢族知識分子向這個政權發出了毀滅性聲讨。
避暑山莊，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邪惡的象征，老老實實躲在遠處，盡量不要叫人發現。
五
清朝滅亡後，社會震蕩，世事忙亂。
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而死，才讓全國的有心人肅然沉思。
王國維先生的死因衆說紛纭，我們且不管它，隻知道這位漢族文化大師拖着清代的一條辮子，自盡在清代的皇家園林裡，遺囑為“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他不會不知道明末清初為漢族人是束發還是留辮之争曾發生過驚人的血案，他不會不知道劉宗周、黃宗羲、顧炎武這些大學者的慷慨行迹，他更不會不知道按照世界曆史的進程，社會巨變乃屬必然。
但是，他還是死了。
我贊成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王國維先生并不是死于政治鬥争、人事糾葛，而是死于一種文化：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
王國維先生實在無法把文化與清廷分割開來。
在他的書架裡，《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四庫全書》、《紅樓夢》、《桃花扇》、《長生殿》、乾嘉學派、納蘭性德都曆曆在目，每一本、每一頁都無法分割。
在他看來，在他身邊隕滅的，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意義上，而且更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古典時代。
他，隻想留在古典時代。
我們記得，在康熙手下，漢族高層知識分子經過劇烈的心理掙紮已開始與朝廷建立文化認同，沒有想到的是，當康熙的事業破敗之後，文化認同還未消散。
為此，宏才博學的王國維先生要以生命來祭奠它。
他沒有從心理掙紮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
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後表現出長久的文化韌性。
文化變成了他們的生命，隻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别無他途。
明末以後是這樣，清末以後也是這樣。
文化的極度脆弱和極度強大，都在王國維先生縱身投水的撲通聲中呈現無遺。
王國維先生到頤和園這也還是第一次，是從一個同事處借了五元錢才去的。
頤和園門票六角，死後口袋中尚餘四元四角。
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開山莊緊閉的大門。
今天，我面對着避暑山莊的清澈湖水，卻不能不想起王國維先生的面容和身影。
我輕輕地歎息一聲：一個風雲數百年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後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凄怨靈魂。
秋雨注：這篇文章發表于一九九三年，後來被中國評論界看成是全部“清宮電視劇”的肇始之文。
“清宮電視劇”拍得不錯，但整體曆史觀念與我有很大差别。
我對清代宮廷的看法，可參見本書另一篇《甯古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