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還是中原百姓嗎？
雍正的這番話帶着明顯的委屈情緒，而且是給父親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動人的地方。
但他的整體思維顯然比不上康熙，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外國”人、“夷人”，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複雜了。
他的兒子乾隆看出了這個毛病，即位後把《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列為禁書，殺了被雍正赦免的曾靜等人，開始大興文字獄。
除了華、夷之分的敏感點外，其他地方雍正倒是比較寬容、有度量，聽得進忠臣賢士們的尖銳意見和建議，因此在執政的前期，做了不少好事，國運可稱昌盛。
這樣一來，即便存有異念的少數漢族知識分子也不敢有什麼想頭，到後來也真沒有什麼想頭了。
其實本來這樣的人已不可多覓，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過了頭。
真正第一流的大學者，在乾隆時代已經不想做反清複明的事情。
乾隆靠着人才濟濟的智力優勢，靠着康熙、雍正給他奠定的豐厚基業，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曆史上福氣最好的大皇帝。
承德避暑山莊，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迹更是随處可見。
乾隆也經常參加“木蘭秋獵”，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極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上，避暑山莊和周圍的外八廟内記載這種征戰成果的碑文極多。
這種征戰與漢族的利益沒有沖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華夏聖君了。
但我細看碑文之後卻産生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戰争的必要性深可懷疑——需要打得這麼大嗎？需要反複那麼多次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莊裡樂滋滋地自我品嘗，這使山莊回蕩出一些燥熱而又不祥的氣氛。
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束之後，這裡洋溢着的是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
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内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
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于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
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标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
信内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
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
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
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隻許外商在廣州貿易。
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
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清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是出于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
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系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
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辭，在曆史老人聽來，不太順耳了。
這座園林已摻雜進某種兇兆。
四
我在山莊松雲峽乾隆詩碑的西側，讀到了他兒子嘉慶寫的一首詩。
嘉慶即位後經過這裡，看到父親那些得意揚揚的詩作後不禁長歎一聲：父親的詩真是深奧，而我這個做兒子的卻實在覺得肩上的擔子太重了！（“瞻題蘊精奧，守位重仔肩。
”）
嘉慶一生都在面對内憂外患，最後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莊。
道光皇帝繼嘉慶之位時已近四十歲，沒有什麼才能，隻知艱苦樸素，穿的褲子還打過補丁。
這對一國元首來說可不是什麼佳話。
朝中大臣競相模仿，穿了破舊衣服上朝，一眼看去，這個朝廷已經沒有多少氣數了。
父親死在避暑山莊，畏怯的道光也就不願意去那裡了，讓它空關了幾十年。
他有時想想也該像祖宗一樣去打一次獵，打聽能不能不經過避暑山莊就可以到“木蘭圍場”，回答說沒有别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獵了。
像他這麼個可憐巴巴的皇帝，似乎本來就與山莊和打獵沒有緣分；鴉片戰争已經爆發，他憂愁的目光隻能一直注視着南方。
避暑山莊一直關到一八六○年九月，突然接到命令，鹹豐皇帝要來，趕快打掃。
鹹豐這次來時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