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餘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大吃一驚，便急速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專心緻志地研究起來。
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十九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内，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是山西。
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的金融貿易中心。
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裡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
這些大城市，隻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
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布最廣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國性募捐，捐出銀兩數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回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
但事實是，山西商業的發達、豪富人家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
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裡萬裡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并不構成對當地人民的剝削。
因此與全國相比，當時山西城鎮民衆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
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一八二二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
他認為自乾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憂，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議把這種無業人員大批西遷，再把一些人多地少的省份如河北、河南、山東、陝西、江西、福建等地的民衆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産變為有産、無業變為有業。
他覺得内地隻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西遷，一是江浙一帶，那裡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稱海内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百零六頁）
龔自珍這裡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
其實，細細回想起來，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見聞中，可以驗證山西之富的信号也曾屢屢出現，可惜我把它們忽略了。
例如，現在蘇州有一個規模不小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我多次陪外國藝術家去參觀，幾乎每次都讓客人們驚歎不已。
尤其是那個精妙絕倫的戲台和觀劇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築大師都視為奇迹。
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
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松松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
記得當時我也曾為此發了一陣呆，卻沒有往下細想。
又如，翻閱宋氏三姊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藹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于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财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谷縣走出來的。
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藹齡坐在一頂十六個農民擡着的轎子裡，孔祥熙則騎着馬。
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裡常常稱為‘中國的華爾街’。
”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曾經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沒有去琢磨讓宋藹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着什麼。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常識，我們的誤解完全是出于對曆史的無知。
在我們這一輩，産生這種誤解的遠不止我一人。
因此，好些年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
二
我終于來到了山西。
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我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看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裡埋藏的那個大問号。
我的問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
黃鑒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餘萬言、包羅着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号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文俊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裡“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
待到資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一批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
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會太原，而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為最。
朋友們都笑着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向導應該是我，原因隻在于我讀過比較多的史料。
連“向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