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家專營異地彙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昇昌”的舊址。
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外祖父”。
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
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經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
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呼應。
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和潦倒。
街道并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岩門檻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可以想見當年這兒是如何車水馬龍地熱鬧。
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國境之外，馱載着金錢，馱載着風險，馱載着揚鞭千裡的英武氣，馱載着遠方的風土人情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
西大街上每一個像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内的日昇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
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才認定日昇昌的真正舊址。
一個機關占用着，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楹聯還靜靜地懸挂着。
我站在這個院子裡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于有了一種大範圍的異地貨币彙兌機制，卸下了實銀運送重擔的商業流通，被激活了。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昇昌的門庭當時都在做着近似的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大商行。
如此密集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系統來配套，其中包括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約略可以想見。
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領導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盡力恢複平遙西大街的原貌。
因為基本的建築都還保存完好，隻要洗去那些現代塗抹，便會洗出一條充滿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幾個世紀的自豪。
恢複西大街後，如果力量允許，應該再設法恢複整個平遙古城。
平遙的城牆、街道還基本完好，如果能恢複，就可以成為中國明清時代中小型城市的一個标本。
平遙西大街是當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場所，那他們的生活場所又是怎麼樣的呢？離開平遙後我們來到了祁縣的喬家大院，一踏進大門就立即理解了當年宋藹齡女士在長途旅行後大吃一驚的原因。
我到過全國各地的很多大宅深院，但一進這個宅院，記憶中的諸多名園便立即顯得過于柔雅小氣。
萬裡馳騁收斂成一個宅院，宅院的無數飛檐又指向着無邊無際的雲天。
鐘鳴鼎食不是靠着先祖庇蔭，而是靠着不斷的創業，因此，這個宅院沒有任何避世感、腐朽感或詭秘感，而是處處呈現出一代巨商的人生風采。
為此，我在閱讀相關資料的時候經常擡起頭來想象：創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們，你們究竟是何等樣人，是怎麼走進曆史又從曆史中消失的呢？
我隻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過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昇昌票号門外，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兩個白色衣衫的年長男人，儀态平靜，似笑非笑。
這就是你們嗎？
三
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一帶，自然條件并不好，沒有太多的物産。
經商的洪流從這裡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這一帶客觀環境欠佳。
萬曆《汾州府志》卷二記載：“平遙縣地瘠薄，氣剛勁，人多耕織少。
”
乾隆《太谷縣志》卷三說太谷縣“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
故耕種之外，鹹善謀生，跋涉數千裡，率以為常。
士俗殷富，實由此焉”。
讀了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記述，我不禁對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來。
家鄉那麼貧困、那麼擁擠，怎麼辦呢？可以你争我奪，蠅營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饑挨餓；可以埋首終身，聊以糊口；當然，也可以破門入戶，搶掠造反。
按照我們所熟悉的曆史觀，過去的一切貧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稱頌的道路隻有讓所有的農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
但是，在山西的這幾個縣，竟然有這麼多農民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條道路的選擇。
他們不甘受苦，卻又毫無政權欲望。
他們感覺到了擁擠，卻又不願意傾軋鄉親同胞。
他們不相信不勞而獲，卻又不願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塊狹小的泥土上灌澆。
他們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鄉之外的遼闊天地，試圖用一個男子漢的強韌筋骨走出另外一條擺脫貧困的大道。
他們多數沒有多少文化，卻向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提供了一些另類思考。
他們首先選擇的，正是“走西口”。
口外，駐防軍、墾殖者和遊牧者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北的毛皮又吸引着内地的貴胄之家，商事往返一出現，還呼喚出大量旅舍、客店、飯莊……總而言之，口外确實能創造出很大的生命空間。
自明代“承包軍需”和“茶馬互市”，很多先驅者已經做出了出關遠行的榜樣。
從清代前期開始，山西農民“走西口”的隊伍越來越大，于是我們都聽到過的那首民歌也就響起在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