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
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
整個中國版圖都在其視野之内，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裡，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心理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策、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
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拴有駱駝十萬頭。
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采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産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
但他們不着急，隻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
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
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着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
人們可以稱贊他們“随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于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
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
他們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對于商業的重要，于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脈絡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
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長久陶冶有關，我們隻能擡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
隻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号”。
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構成一種商業大氣候。
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号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助。
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終于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
例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起了，借入方的老闆就到借出方的老闆那裡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闆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起，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他象征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籮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
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态”——在南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
衆所周知，當時我國的金融信托事業還沒有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制，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
金融信托事業的競争，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争。
在這場競争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于領先地位，他們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其四，嚴于管理。
山西商人最早發迹的年代，全國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于無政府狀态。
例如，衆多的票号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約束。
面對這麼多的自由，山西商人卻沒有表現出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定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
因為他們明白，無序的行為至多得益于一時，不能立業于長久。
我曾恭敬地讀過清代許多山西商家的“号規”，内容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
例如，規定所有的職員必須訂立從業契約，并劃出明确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查升遷；高級職員與财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總号對于遍布全國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制定分号向總号和其他分号的報賬規則，以及分号職工的彙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号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規。
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了。
以上幾個方面，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了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質？不管怎麼說，有了這幾個方面，當年“走西口”的小夥子們也就像模像樣地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何謂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
五
然而，一切邏輯概括總帶有“提純”後的片面性。
實際上，隻要再往深處窺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質中還有脆弱的一面。
他們人數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