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合法的傳播，而且又會讓每一個得病者都神采飛揚、炯炯有神。
對于這樣的疫情我已無能為力，隻能站在一個能讓很多人聽得到、看得見的高台上呼喊幾句：這是病。
有不少文化人原先很不贊成我參加這樣通俗的電視活動，發表文章說讓一個資深學者出來點評年輕人的文化素質，是“殺雞用牛刀”，可見他們都不在意疫情的嚴重和緊迫，因此也無法體會我急于尋找高台的苦心。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說，隻有得過重病的人才知道什麼是健康，同樣，隻有見到過真正健康人的人才知道什麼是疾病。
真是天助我也，正當我深感吃力的那些日子，一些來自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歌手來到了我的高台邊。
他們從服飾、語言到歌聲都是原生态，從家鄉走到縣城都要花幾天時間，卻長途跋涉地來到了北京。
他們顯然沒有受過什麼訓練，但一開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勾住了。
熱鬧的賽場裡立即出現了遠山叢林間的夜風豪雨，以及一切生命的質樸起點。
每支歌唱完，是我與歌手對話的時間，全國電視觀衆都在傾聽。
你看這位少數民族女青年，二十來歲，漢語還說得相當生硬。
我就簡單問了她一個小問題：“這首歌，是從媽媽那裡學來的嗎？”
“我媽媽不唱歌。
”她遲疑了一下又說，“但她最會唱歌……”
“這是怎麼回事？”我好奇地問。
“我爸爸原是村子裡最好的歌手，他用歌聲引來了另一個村子的最好歌手，那就是我媽媽。
但是，在我出生不久，爸爸就去世了，媽媽從此就不再唱歌。
”
幾句結結巴巴的話，立即使我警覺，此刻正在面對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生故事。
她還在說下去：“前些天初賽，媽媽在電視中看到了，我剛回家，她就抱住了我。
這時，我聽到耳邊傳來低低的歌聲。
這是爸爸去世那麼多年後她第一次開口，真是唱得好。
”
兩位歌王的天作之合，二十年的封喉祭奠，最後終于找到了再次歌唱的理由……我還沒有來得及理清自己的感受，擡頭看見這位歌手正等着我的講評和打分。
我說：“請代我問候你的媽媽——這位高貴的妻子、高貴的母親！”
現場的掌聲如山洪暴發，我看到很多擔任評委的著名音樂家在擦淚。
我輕輕地加了兩個字：“滿分。
”
本來我還想通過電視問候那個村子裡的鄉親。
整整二十年，這些鄉親知道他們的女歌王為什麼封喉，因此你一句我一句地教會了她的女兒。
但是，我要表達這種問候需要用不少語言，而當時比賽現場的濃郁氣氛已容不得語言。
後來才知道，當時幾乎整個中國都被這個樸實的故事感動了。
我想，這下，那些用空洞重複的套話來叙述自己父母親的歌手，該知道我為什麼不讓他們及格了。
此刻，我在呼倫貝爾草原又想起了祖國西南地區的那個村莊。
兩個地方隔得很遠，但它們的歌聲卻能互相聽到，因為它們屬于同一種美學範疇。
其實，這也是人類學範疇。
從眼前的十多歲的小孩子，到中央電視台比賽現場的那位二十歲左右的女青年，到她的母親和鄉親，再到在評委席裡擦淚的著名音樂家們，這一連串面容，在我腦海中連成了一條線。
這條線，就叫“人類深層藝術史”。
四
令人惆怅的是，憑着我們的呼籲，天籁還能在我們的生活和藝術中占據多大的分量？
幾個朋友對此非常悲觀，認為現代文明的推土機很難抵擋。
推土機一過，一切都可想而知。
因此，誰也不願和它作對了，現在的很多文化藝術，都已經成了推土機的伴奏音響。
我對此稍有樂觀。
不是樂觀于推土機的終将停止——這是不可能的——而是樂觀于不少人的心底可能還有文化良知存活。
這些存活的因素隻是點點滴滴，卻是人間真文化千年傳承的活命小道。
想到這裡，我看了鄂溫克族小男孩達維爾一眼，他正站在我的右邊。
鄂溫克族一直在深山老林裡過着原始的狩獵生活，很多年來，政府部門在山下為他們建造了居住社區，又為了保護珍稀動物而限制狩獵，他們的生态改變了。
面對着遠比過去舒适和安逸的物質生活，他們卻陷入了深深的苦悶。
這是一種說不清楚原因的苦悶，其實也就是文化苦悶。
因此，他們會在原來的狩獵地養幾頭鹿，或其他什麼動物，過一段日子就上山去與它們一起住一陣，像過去一樣。
不要嘲笑他們過于懷舊，這是他們吃力地在與自己的文化“談判”。
那天，十二歲的達維爾從合唱團回家，問剛剛從山上下來的奶奶和媽媽，還有沒有老歌可以教給他。
于是，幾位長輩就開始在燈下一句句地回憶起來。
幾天下來，達維爾學到很多歌，而奶奶和媽媽則完全變了。
像是受到了天神的指點，她們的笑容、步态立即變得自在和坦然。
這，已經屬于一個民族的天籁了。
推土機永遠會一步步推進。
但我們還有駿馬，還有不同年齡的騎手，可以揚鞭縱缰，去追回那些重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