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一，又是西堪薩斯地區麥地平原上一個打野雞的好天氣——陽光明媚，天空像雲母一樣閃閃發光。
在過去的幾年裡，每當這樣的日子，安迪·艾哈德先生常常會到他的好友赫伯·克拉特家的河谷農場裡打野雞，而且一去就是一下午。
通常，在這項打獵運動中，還有赫伯的三個最好的朋友：J.E.戴爾，一位獸醫；卡爾·麥爾斯，一位飼養奶牛的農場主；艾弗利特·奧格本，一位商人。
像艾哈德（堪薩斯州立大學農業實驗所所長）一樣，他們都是加登城有聲望的公民。
今天，這四個常在一起打獵的老夥伴再次聚在一起，踏上了熟悉的旅程，但心情卻大不相同了。
随身所帶的裝備既古怪又與打獵無關：拖把、提桶、刷子以及裝滿抹布和強力清潔劑的大籃子。
他們都穿上了自己最舊的衣服，自願來打掃河谷農場十四間房屋中的某幾間。
正是在這裡，克拉特一家四口慘遭殺害。
至于兇手，目前所知僅限于死亡鑒定書上所說的，“一個或幾個不明人士”。
作為基督徒，他們感到自己有責任這樣做。
艾哈德和他的夥伴們默默地開車前行。
他們中的一位後來說：“那時的情形使你無法說話。
真的很奇怪。
以前去那裡，老遠就有人來迎接。
”這次迎接他們的是一個公路巡警，他負責把守警方在河谷農場入口設置的路障。
他揮了揮手，放他們進去。
他們又沿着榆樹成蔭的小徑開了半英裡，來到克拉特家的住宅。
唯一住在農場裡的雇員阿爾弗雷德·斯托克萊因正在門前等候。
他們首先來到地下室裡的暖氣爐間，克拉特先生就是在這兒被人發現穿着睡衣俯卧在一隻裝床墊的紙箱上的。
清理完這裡，他們又來到凱尼恩被殺的遊戲室。
沙發是凱尼恩維修過的遺物，罩着南希做的沙發套，上面還有繡着字的靠枕，也都濺滿了血迹。
和紙箱子一樣，這些東西都得燒掉。
清洗小組逐步從地下室清理到二樓的卧室，南希和她母親就是在卧室被謀害的。
他們需要更多的燃料來焚燒這些沾滿血迹的床單、床墊、床邊小地毯以及一隻泰迪熊玩偶。
阿爾弗雷德·斯托克萊因通常話不多，但今天運送熱水和協助清掃時，卻有很多話要說。
他希望“人們别再說廢話，而應該試着動動腦子”，為什麼他和妻子住在離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碼的地方，但在暴行發生的時候，卻連一聲槍響也沒聽見。
“警長和他的那些手下到這兒又是取指紋又是搜查的，他們很有識别能力，明白是怎麼回事兒。
為什麼我們沒聽見，原因之一在于風，西風。
西風會把聲音吹到另一個方向。
第二個原因是，這裡和我們家的房子之間有一座大糧倉，這個老家夥就連震天響的火箭炮聲都能擋得住。
你考慮過這點嗎？兇手一定知道我們肯定聽不到。
否則，他會冒險在半夜裡連開四槍嗎！如果那樣，他肯定瘋了。
當然，你也可以說不管怎麼樣他就是個瘋子，下起手來，毫無顧忌。
但依我看，他之所以這麼幹，都是事先策劃好的，他了如指掌。
有件事我已經想好了，這是我和我老婆在這兒睡的最後一夜。
我們打算搬到一所緊鄰着公路的房子裡去。
”
人們從中午幹到黃昏。
他們把收集到的東西裝在一輛貨車上，斯托克萊因負責把它開進農場北邊麥田的深處。
十一月的麥田隻有麥茬的單一褐色，但那天在夕陽的映照下，卻閃耀着缤紛的色澤。
他們在這裡卸車，把南希的枕頭、床單、紙箱、遊戲室裡的沙發堆在一起；斯托克萊因澆上汽油，劃着了一根火柴。
在場的人裡，沒有比安迪·艾哈德和克拉特家的關系更親密的了。
艾哈德溫文爾雅，和藹可親，雖然是個學者，但他的手因為勞動而起了繭子，脖子也被曬傷了。
他是赫伯在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同班同學。
後來他曾說：“我們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艾哈德親眼看到他的朋友從一個薪水微薄的農業經紀人逐漸成為本地區最有名望、最受尊敬的農場主之一。
他說：“赫伯得到了一切，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幫助之下，自己努力賺來的。
他既謙虛又驕傲，他有權利驕傲。
他的家庭令人羨慕，他這輩子确實幹成了一番事業。
”艾哈德注視着熊熊燃燒的篝火，不禁感到奇怪，這樣的人怎麼會出這種事？那些付出、那些美德怎麼可能一夜之間就化為烏有，變成一縷青煙，袅袅上升又漸漸變淡，最終被巨大的蒼穹所吞沒？
堪薩斯調查局是一個遍及全州的組織，總部設在托皮卡，十九名經驗豐富的警探分駐全州各處。
當案子令地方當局束手無策時，他們随時都可以提供幫助。
調查局在加登城的代表是一位消瘦而英俊的堪薩斯人，名叫艾爾文·亞當斯·杜威。
他世居于此，現年四十七歲，其職權範圍包括西堪薩斯地區很大一塊地方。
芬尼縣的警長厄爾·魯濱遜請杜威負責克拉特一案，雖情非得已，但也合情合理。
因為杜威曾擔任芬尼縣的警長（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五年），而在此之前，他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他先後在新奧爾良、聖安東尼奧、丹佛、邁阿密和舊金山等地工作。
）其專業能力足以應對像克拉特謀殺案這樣沒有明顯動機和線索的複雜案子。
而且，他對犯罪的态度也決定了他必然是合适人選，正如他後來所說：“這裡也有個人的情感因素。
”他說，他和妻子“真的非常喜歡赫伯和邦妮”，而且“每周日都會在教堂看見他們，彼此拜訪過很多次”。
他補充說：“不過，就算我不認識他們，不那麼喜歡他們，我也不會改變主意。
我見識過邪惡的行為，我不懷疑邪惡的存在。
但是像這次這樣慘絕人寰，我還真沒見過。
不管花多長時間，哪怕耗盡餘生，我也要知道那間屋子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要把原因和兇手查個水落石出。
”
最後，選定十八個人專職負責此案，其中三位是堪薩斯州調查局最能幹的偵查員——哈羅德·奈、羅伊·丘奇和克拉倫斯·鄧茨。
杜威對這三人組成的“勁旅”來到加登城調查此案感到很滿意。
他說：“有人得小心了。
”
芬尼縣法院是一座普通的石頭水泥建築，坐落于一個綠樹成蔭、頗有吸引力的廣場中心。
警長的辦公室就位于法院大樓的三層。
加登城曾經是一座喧嚣熱鬧的拓荒小鎮，如今已變得相當安靜。
總的來說，警長的工作不是太多，他的三間陳設簡單的辦公室，是縣法院裡那些無所事事者經常光臨的僻靜之處；他那好客的秘書艾德娜·理查森女士通常煮着一壺咖啡，有充裕的時間“閑聊”。
然而現在，正如她所抱怨的，“這個克拉特事件”引來了“各地的人”，使“所有的報紙都在大肆宣揚”。
這個案件以頭條新聞出現在西起丹佛東至芝加哥的報紙上，把大批記者吸引到加登城。
周一正午，杜威在警長辦公室裡舉辦了一場新聞發布會。
“我要談的是事實而不是理論。
”他對記者們說，“現在，這裡有一個重要的事實，一個需要記住的事實：我們所要處理的不是一起謀殺案，而是四起。
我們不知道四個人中誰是主要目标，或者說是首要受害者。
可能是南希或凱尼恩，也可能是父親或母親。
有人認為一定是克拉特先生，因為他的喉嚨被切斷了，他遭受的折磨最厲害。
但那隻是猜測而并非事實。
如果我們能知道四個人死亡的先後順序，那将對我們大有幫助，但是驗屍官無法提供此類線索，他隻知道死亡時間是在星期六晚間十一點到星期天淩晨兩點之間。
”接着，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杜威說兩位女性都沒有受到“性侵犯”，而且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屋中物品被盜；他認為克拉特先生在死前八個小時簽署了一份四萬美元的人壽保險合同是“一個奇怪的巧合”。
但是，杜威确信這份合同和此兇案沒有任何聯系，在經濟上獲益的是克拉特先生僅存的兩個女兒，大女兒唐納德·賈喬太太和二女兒貝弗裡·克拉特小姐，在這種情況下，二者之間怎麼可能有聯系呢？不過，他對記者們說，他的确在想兇手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但目前不便透露。
實際上，此時對這個問題，杜威并無結論。
他依然抱有兩種看法，或者用他的話來說，在推理重演犯罪的過程時，形成了兩個設想：“單人作案”和“雙人作案”。
在前一種設想裡，兇犯被設定成這家的朋友，或至少對這所住宅和居住者的情況相當了解。
這個人知道克拉特家的門很少上鎖，知道克拉特先生單獨睡在一樓的主卧室裡，知道克拉特太太和孩子們分别睡在二樓的卧室裡。
因此，杜威設想這個人很可能是在半夜前後步行接近了屋子。
窗戶是黑的，克拉特一家都睡了。
至于農場的看門狗特迪，嗯，誰都知道它怕槍怕得要死，它一定是見到入侵者手裡的武器，就瑟瑟發抖，嗚咽着偷偷溜走了。
在進入屋子後，這個殺手首先破壞了電話，一部在克拉特先生的辦公室，一部在廚房。
之後，他摸進克拉特先生的卧室，把他弄醒。
克拉特先生在持槍者的威逼下，被迫服從命令，陪着他走上二樓，叫醒了其餘的人。
然後，克拉特先生用兇手提供的繩子和膠帶綁住妻子并封住她的嘴，又綁住女兒（無法解釋為什麼他女兒的嘴沒有被封住），然後把她們拴到床上。
接着，父親和兒子被押到了地下室，在那裡克拉特先生被迫封住凱尼恩的嘴，并把他捆在遊戲室的沙發上。
然後，克拉特先生被帶到了暖氣爐間，頭部受到猛擊，嘴被封住了，手腳也被捆住了。
現在，兇手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一個接一個地殺死了他們，每次都會把散落的子彈殼仔細地撿起來。
當他完成這一切，就關掉所有的燈，離開了。
事情可能就是按這樣的步驟發生的，這種可能性很大。
但是杜威有一些疑點，“如果赫伯認為他的家人處于危險之中，面臨緻命的威脅，他一定會像老虎一樣奮起搏鬥。
而且赫伯不是膿包，而是身體狀态處于最佳的壯年男人。
凱尼恩也是，像他父親一樣強壯，個子還更高些，肩膀寬厚。
很難想象一個人，不管有沒有武器，能同時對付他們兩個。
”另外，還有一個理由認為這四個被害者是由一個人捆起來的：四人身上的繩結都是同一種半結。
杜威以及他的大部分同事都傾向于第二種假設。
第二種假設在很多要點上與第一種一樣，但重要的區别在于兇手不是一個人，他還有一個同夥，這個同夥幫助他制服克拉特一家，用膠帶封嘴，用繩子捆綁。
但是，第二種假設仍然有漏洞。
比如，杜威就發現很難理解“兩個人怎麼會同樣的憤怒，怎麼會在同樣瘋狂的暴怒狀态下實施犯罪”。
他繼續解釋：“假設兇手為克拉特家所認識，是社區的一員；假設他是個普通人，一個有着怪癖但對克拉特一家或某位家人抱有邪惡忌妒之心的普通人，他從哪兒找到一個足夠瘋狂、願意幫他的同夥呢？這講不通，也不合理。
這樣一接觸這個問題，就講不出個所以然了。
”
新聞發布會後，杜威返回自己的辦公室。
這間屋子是警長臨時借給他的，裡面擺着一張桌子和兩把筆直的靠背椅。
桌子上散亂地放着杜威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法庭上展示的物證：膠帶，從受害者身上解下的繩套（這些東西現在都封裝在塑料袋裡，作為線索都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因為二者都是大路貨，在美國随處可得），警方攝影師拍攝的犯罪現場的照片，總共二十張放大的照片——克拉特先生破碎的頭蓋骨，凱尼恩遭毀容的面孔，南希被綁着的手以及邦妮死後卻仍然睜得大大的眼睛，等等。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杜威将花大量時間研究這些照片，希望能“突然從中發現什麼”，也許某個有意義的細節會不言而喻。
“猶如那些拼圖。
叫你猜猜‘在這張畫裡能找到多少野獸？’從某方面來說，這正是我要做的，找出隐藏的野獸。
我覺得他們肯定在那兒，如果我能看見他們的話。
”實際上，一張克拉特先生躺在床墊紙箱上的照片已經令人驚奇地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沾滿泥土、有菱形花紋的腳印。
雖然肉眼難以辨認，但是在閃光燈的照射下卻逼真地顯露出來。
這些腳印，再加上在同一個紙箱上發現的另一個腳印，前腳掌留下的貓爪圖案的醒目血腳印，是偵查員們目前所能宣稱的唯一“重要線索”。
但是他們不打算公之于衆；杜威和他的小組決定保守秘密，不透露這些證據的存在。
杜威桌子上的另一件材料是南希·克拉特的日記本。
他已經浏覽了一遍，此時他打算仔細閱讀每天的記錄。
這本日記南希從十三歲生日開始記起，離她十七歲生日不到兩個月時結束。
這是一個聰慧的女孩子感情的真實吐露，她極喜歡小動物，并且愛看書、烹饪、縫紉、跳舞和騎馬，是個讨人喜愛的漂亮而純潔的少女，她認為“談情說愛很有意思”，然而“實際上一心一意地愛着博比”。
杜威首先讀的是最後一天的記錄。
隻有三行字，大概是她死前一到兩個小時寫的。
“喬利妮來過了，我教她如何做櫻桃餡餅。
幫洛克希練習小喇叭。
博比過來了，我們一起看電視。
十一點，他離開了。
”
年輕的魯普目前所知是最後見到克拉特一家的人，他已經接受了詳細的訊問。
雖然他一五一十地講述了自己“隻不過和克拉特一家度過了一個平常的夜晚”，但是他仍然要接受第二次訊問，這一次将要對他使用測謊儀。
事實很明顯，警方不想輕易地把他從嫌疑犯中排除出去。
杜威自己相信這個孩子“和案件沒有任何聯系”，但毫無疑問，在調查的初期，博比是唯一可以認為有犯罪動機的人，盡管這很牽強。
在日記裡，南希時不時提到的情形令警方認為可以使博比産生作案動機：她父親堅持要她和博比“一刀兩斷”，停止“頻繁的接觸”，反對的理由是克拉特全家都是衛理公會教徒，而魯普家是天主教徒，在他看來，這足以使他們倆結婚的希望變成泡影。
但是日記中最吸引杜威的不是克拉特家、魯普家以及衛理公會和天主教的區别，而是一隻貓，一隻神秘死亡的貓。
這隻名叫“小笨笨”的貓是南希最喜愛的寵物，據南希死前兩個星期的日記，她發現小笨笨“躺在谷倉裡，死了”，她懷疑“是被人毒死的”。
日記中寫到：“可憐的小笨笨。
我把它埋在了一個特别的地方。
”讀到這句話時，杜威覺得“這可能非常重要”。
如果貓是被毒死的，那麼這一行為會不會是謀殺者一次小小的、惡毒的預演呢？他決心找到南希埋葬寵物的這個“特别的地方”，雖然這意味着要找遍面積廣闊的河谷農場。
在杜威研讀日記的時候，他的首要助手丘奇、鄧茨和奈正穿街走巷，像鄧茨所說，“和那些能向我們提供點什麼的人談話”。
這些人包括霍爾科姆學校的教職員工，南希和凱尼恩都是載入該校榮譽名冊的高才生；河谷農場的雇員，其人數在春夏之際有時可以達到十八名，但是在現在是休耕季節，隻有傑拉爾德·馮·弗裡特和其他三位雇員，外加赫爾姆太太；受害者的朋友、鄰居，還有他們的親戚。
大約有二十名親戚從各地趕來參加定于星期三早晨舉行的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