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捅了他一下，說：“沒錯，親愛的，我和你一起，永不分離。
”
淩晨三點，電話鈴又響了。
倒不是因為時間關系，艾爾文·杜威根本就毫無睡意。
瑪麗以及他們的兩個兒子——九歲的保羅和十二歲的小艾爾文·亞當斯·杜威——也同樣沒睡。
在這間樸素的平房裡，電話鈴每隔幾分鐘就響一次，誰又能睡得着呢？杜威下床時向妻子保證“這次我會把聽筒挂掉”，但這是一個他不敢遵守的諾言。
實際上，許多電話要麼是追蹤新聞的記者，要麼是愛開玩笑的促狹鬼，或是喜好辯論的家夥打來的，（“是艾爾文嗎？聽着，夥計，我已經想明白這個案子是怎麼回事了。
是自殺加謀殺。
我偶然得知赫伯在經濟上陷入困境。
傳聞他正缺錢用。
因此他怎麼辦呢？他買了一份巨額保險，然後開槍殺死了邦妮和孩子們，最後用一個炸彈炸死了自己。
他在手榴彈裡塞滿了獵槍子彈。
”）要麼就是刻薄、喜歡陷害别人的匿名電話，（“認得李一家嗎？外國人，又不工作，整天辦舞會，花天酒地的，哪兒來的錢？如果不是他們殺死克拉特一家才怪呢。
”）還有一些被周圍的流言飛語吓壞的老太婆。
（“艾爾文，哎呀，我可是從小看着你長大的，我希望你别瞞着我，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喜歡并尊敬克拉特先生，我決不相信這個堂堂男子漢，這個正派人，會拈花惹草，我絕對不相信……”）
但是大部分打電話的人都是當地德高望重的人士，他們希望能提供幫助。
（“不知你是否和南希的朋友蘇珊·基德維爾談過？我和這個孩子聊過，她說的一些事情令我震驚。
南希曾告訴她克拉特先生情緒很壞，持續了三個星期。
南希還說他可能正在為什麼事擔心，非常焦慮，以至于抽起了雪茄……”）也有些是與辦案有關的人——其他各州的司法人員與警官。
（“這不知是否有關聯，但是這兒的一個酒吧男招待說他無意中聽到兩個家夥在談論案件，從話裡聽出好像和這個案子有很大關系……”）到目前為止，這些談話沒有一次使調查員的工作取得進展，但可能性總是有的，正如杜威所指出的，也許下一次談話“就能帶來進展”。
此刻，在接這個電話時，杜威剛拿起聽筒就聽到“我想自首”。
他問：“請問，你是誰？”
來電話的是個男人，他不斷地重複最初的那句話，并補充說：“是我幹的。
我把他們全殺了。
”
“是嗎？”杜威說，“那麼，能否把你的名字和地址告訴我……”
“噢，不，你休想。
”這個男人說，他的聲音帶着一種醉酒後的憤怒，“我什麼都不會告訴你的。
除非我拿到了賞金。
你把賞金送過來，我就告訴你我是誰。
就是這樣。
”
杜威回到床上。
“沒什麼，親愛的，”他說，“無關緊要，又是一個醉鬼。
”
“他想幹什麼？”
“想自首，條件是我們先把賞金交給他。
”（堪薩斯州的《霍奇森新聞報》，懸賞一千美元征求破案線索。
）
“艾爾文？你怎麼又抽了一根煙？說真的，艾爾文，就不能試着睡一會兒嗎？”
他太緊張了，即使電話鈴不響，他也睡不着，他太心焦，太沮喪了。
他的“線索”四處碰壁，沒有一條有用。
即使有也是一條死胡同。
博比·魯普？測謊儀已經解除了他的嫌疑；史密斯先生，那個和兇手打一樣繩結的農場主，也已從嫌疑犯中排除出去，案發當晚他“正在俄克拉荷馬州”；剩下的約翰父子也提供了可信的證據。
“所以，”引用哈羅德·奈的話來說，“這一切的總和是一個漂亮的整數：零。
”就連尋找那隻貓的墓穴工作也毫無結果。
話雖如此，事實上也有一兩件有意義的發現。
第一，南希的姑媽伊萊恩·塞爾索在整理她的衣服時，在一隻鞋裡找到一塊金表。
第二，赫爾姆太太在堪薩斯州調查局探員的陪同下，仔細查看了河谷農場的所有房屋，希望能發現什麼異常，結果真的找到了。
事情出在凱尼恩的房間。
赫爾姆太太閉着嘴唇，在屋裡轉啊轉、看啊看，這裡摸摸、那裡翻翻的，凱尼恩的舊棒球手套、沾滿泥點的工作靴，還有那副可憐的被棄置一旁的眼鏡。
她一邊看着這些東西，一邊自言自語道：“這兒有點不對勁兒，我感覺到了，我知道的，但是說不出到底是哪兒。
”但話沒完她就想起來了，“是收音機！凱尼恩的小收音機哪兒去了？”
這些發現合在一起迫使杜威再次考慮“搶劫”的可能性。
那塊手表絕對不是自己掉進南希的鞋子裡的。
當時正躺在黑暗中的她肯定聽見了某種聲音，腳步聲或說話聲，這使她猜想可能屋裡進來了賊，因此認為必須立刻把表藏好，這是父親送的禮物，她很珍視，至于收音機，一台灰色的奇尼斯牌小型便攜式收音機，毫無疑問，是不見了。
同樣，杜威無法接受僅僅為了這麼一丁點兒微不足道的利益，“幾十美元和一台收音機”，就殺害一家人的假設。
接受這個假設違反了他對那個兇手——應該說兇手們的設想。
他和他的同事一緻認定兇手絕非一人。
犯罪手段之老練足以證明其中至少一個冷靜而狡詐，而且一定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家夥，沒有明确的動機絕不會幹出這樣的事。
接着，杜威也逐漸覺察到幾項特别之處，至少其中有一個兇手與受害者有情感上的牽連，即使在殺害他們的時候，也對他們表示出同情，顯示出某種扭曲的關懷。
否則，怎麼解釋那個用來裝床墊的紙箱呢？
有關床墊紙箱的來龍去脈，是杜威最困惑的。
為什麼兇手要費力氣把紙箱從地下室的一頭兒搬過來，放在地闆上呢？除非是想讓克拉特先生舒服一些，讓他在注視着漸漸逼近的刀子時，墊子總比冰冷的水泥地舒服？在研究死亡現場的照片時，杜威辨别出其他一些細節，似乎也可以證實他的觀點：其中一個兇手不止一次動過感情。
“或者，”他找不到一個合适的詞彙，“有些事總之挺講究。
瞧瞧那些柔軟的床單。
什麼樣的人會做這種事？把邦妮和南希兩個女人捆起來，然後拉起床單，給她們蓋好，好像在說“晚安”和“做個好夢”？還有，凱尼恩頭下墊着的枕頭。
一開始，我想放枕頭也許是為了瞄得更準。
但是現在我認為不對，這樣做的原因和紙箱的道理是相同的，都是為了使受害者更舒服些。
”
像這樣的思考雖然令杜威全神貫注，但并沒有使他滿意或有一種“現出眉目”的感覺。
很少有案件是靠“美妙的推斷”來解決的，他要把信心建立在事實之上，“必須為此鞠躬盡瘁、一查到底”。
大量的事實需要收集和篩選，加之時間緊迫，這些都預示着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像已做過的尋訪——檢查了數百個人，包括河谷農場所有的雇員、死者的親友以及任何和克拉特先生有過大小生意往來的人——都隻是龜行般追查過往。
對此，正如杜威告訴他的小組：“我們必須繼續追蹤下去，直到我們比克拉特一家還了解他們自己為止，直到我們看清上個星期天早晨發生的事也許與五年前發生的某些事情之間存在聯系為止。
聯系，必須找到這種聯系。
必須。
”
杜威的妻子在打盹，但是當她感覺到他下床時便醒了，她聽見杜威又在接電話，同時隔壁兒子們的卧房中傳來哭泣聲。
“是保羅嗎？”通常，保羅既不難纏也不煩人的，他不是一個愛哭的孩子。
平日裡，他不是在後院裡挖溝，就是忙着練習跑步，他要成為“芬尼縣的飛毛腿”。
但是那天吃早餐的時候，他突然哭了起來。
他的媽媽不必問為什麼，她知道保羅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自己周圍的騷動，他感到這件事威脅到他了——那些令人煩惱的電話、門口的陌生人以及父親疲憊而焦慮的眼睛。
她走過去安慰保羅。
比保羅大三歲的哥哥也幫着勸。
“保羅，”他說，“别怕，明天我教你玩撲克。
”
杜威在廚房裡，瑪麗去找他。
發現他正在那兒等着過濾咖啡，一堆謀殺現場的照片攤在廚房的餐桌上，凄慘的畫面與印有漂亮水果圖案的桌布極不協調。
（有一次他曾讓瑪麗來看這些照片。
她拒絕了，說：“我想記住邦妮通常的樣子，他們家人也一樣。
”）他說：“也許孩子們應該和我媽待在一起。
”他的母親是一位寡婦，住在不遠處，她認為自己的房子太空蕩、太安靜了，随時歡迎孫兒們光臨。
“就住幾天，等到，等到……”
“艾爾文，你認為我們還能回到從前正常的生活嗎？”杜威太太問道。
他們的正常生活是這樣的：夫妻倆都工作，杜威太太當辦公室秘書，他們共同承擔家務，輪流做飯和刷碗。
（“艾爾文當治安官的時候，我就知道他的那些同事開他的玩笑，打趣說：‘看啊，杜威警官來了！硬漢一條！六把手槍挂在腰！一旦回到家，槍帶換成圍裙一條！’”）那個時候，他們正在攢錢，打算在農場裡蓋一座房子。
這個位于加登城北部數英裡的農場是杜威在一九五一年買下的，面積達四十英畝。
如果天氣好的話，尤其是在天氣炎熱、小麥長高吐穗的日子裡，杜威喜歡開車去那裡練槍法——打烏鴉、射罐頭盒，或者幻想着逛逛他想蓋的那棟房子，看看打算修的花園，在尚未栽種的樹蔭下漫步。
他非常肯定，總有一天，一個屬于他的種滿橡樹和榆樹的綠洲，将會出現在那片荒涼的平原之上，“總有一天，上帝保佑。
”
笃信上帝，嚴守教規，每個星期天去教堂，飯前與睡前祈禱，這些是杜威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不明白誰能坐下來用餐而不感謝上帝庇佑。
”杜威太太曾經說，“有時，當我下班回家時，唉，真的很累了。
但是爐子上總會有咖啡，冰箱裡總會有牛排。
孩子們生火做牛排，我們聊着天，彼此交流着一天的見聞。
晚餐做好的時候，我知道我們完全有理由感到幸福和愉快。
所以，我說，感謝你，上帝。
我這樣說并非迫不得已，而是心甘情願。
”
此刻，杜威太太說道：“艾爾文，回答我，你認為我們還能過上正常的生活嗎？”
他正準備回答，但電話阻止了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夜裡，那輛破舊的雪佛蘭離開了堪薩斯城。
行李放在車頂上，用繩子從車尾一直緊紮到車頭；後備箱由于塞得太滿，連蓋都蓋不上；在車子裡面，兩台電視機摞在一起，放在後座上。
兩個人擠在前座，迪克開車，佩裡抱着他那把舊吉布森牌吉他，這是他最心愛的寶貝。
佩裡其他的行李還有一隻硬紙箱、一台灰色的奇尼斯牌便攜式收音機、一加侖沙士（他擔心他最喜歡喝的飲料也許在墨西哥買不到）以及兩隻裝滿了書籍、手稿和珍藏多年的紀念物的大箱子，（迪克怎麼會不發火呢？他咒罵着，踢着箱子，稱它們是“五百磅豬泔水！”）這些也都塞在汽車内。
午夜前後，他們穿越邊界，進入俄克拉荷馬州。
離開了堪薩斯州，佩裡十分高興，徹底放松了下來。
此刻，這一切是真的，他們踏上了前程，而且永不回頭——至少對他來說沒什麼好遺憾的，他沒有絲毫可以留戀的事物，也沒有一個人會擔心他到底去了哪裡。
迪克就不同了。
他有幾位自認為很愛的人：三個兒子、父母以及一個弟弟。
他不敢把此次遠行透露給這幾個人，也不敢向他們說再見，雖然他從未想過要再見到他們，至少這輩子是不可能了。
“克拉特與英格裡希兩家訂于周六聯姻”，這則刊登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加登城《電訊報》社會版上的新聞令許多讀者深感意外。
看起來，克拉特先生活着的二女兒貝弗裡，已經和那位訂婚已久的年輕的生物系大學生維爾·英格裡希先生結婚了。
貝弗裡小姐一身白紗，婚禮盛大而隆重，（倫納德·考文太太獨唱，霍華德·布蘭查德太太風琴伴奏。
）“在第一衛理公會教堂莊重舉行”——三天前，就是在這座教堂裡，新娘哀悼了她的父母、弟弟和妹妹。
然而，據加登城《電訊報》報道：“維爾和貝弗裡本來打算在聖誕節結婚。
請柬都印好了，她父親已經向教堂預訂了結婚的日子。
由于突如其來的悲劇，再加上許多親戚是從遙遠的地方趕來的，這對年輕的情侶決定将婚禮提前到周六舉行。
”
婚禮結束後，克拉特家的親戚們便各自散去。
星期一，在最後一批親屬離開加登城的日子裡，《電訊報》在頭版刊登了霍華德·福克斯先生的一封信，他來自伊利諾伊州的俄勒岡，是邦妮·克拉特的哥哥。
在信中，福克斯首先對當地民衆表示感謝，感謝他們對蒙難家庭表現出的“關懷與哀悼”，然後筆鋒一轉，寫到：“在這個社區，也就是在加登城裡，已經有太多的憤恨之情，我不止一次聽人說，一旦找到兇手，就立刻在最近的樹上把他吊死。
讓我們不要這樣感情用事。
事情已經發生了，奪取另一個生命也不能改變事實。
相反，讓我們像上帝寬恕我們一樣寬恕他吧。
在心中積攢仇恨是不對的。
犯下如此罪行的人将發現他很難面對自己。
隻有當他祈求上帝的寬恕時，他的靈魂才能得到平靜。
我們不要阻擋他，而是祝願他，願他找到這種平靜。
”
汽車停在一處海角，佩裡和迪克在此歇腳、野餐。
此時是正午時分。
迪克用雙筒望遠鏡望着周圍的景色：群山、在晴朗的天空盤旋的老鷹，一條泥土路蜿蜒進入一個灰蒙蒙的小村，而後又蜿蜒而出。
今天是他來到墨西哥的第二天，到目前為止，他喜歡這裡，甚至是這裡的食物。
（此刻，他正吃着一個冰冷油膩的墨西哥春卷。
）他們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在得克薩斯州的拉雷多穿過邊境，在聖路易斯波托西的一家妓院裡過了一夜。
此刻他們離目的地墨西哥城隻有兩百英裡了。
“知道我在想什麼嗎？”佩裡說，“我想我們倆一定有什麼毛病，不然怎麼會做出那種事。
”
“做什麼？”
“那邊，那件事。
”
迪克把雙筒望遠鏡放進皮套裡，這是一隻精美的皮套，上面燙着赫·威·克三個縮寫的金字。
他惱火到了極點。
該死的佩裡為什麼還不閉上嘴？上帝啊，老是提起那件該死的事有什麼用？這真令人惱火。
特别是他們已經達成一緻，不再談論這件事的，最好全忘掉。
“做出那種事的人肯定有毛病。
”佩裡說。
“饒了我吧，寶貝兒。
”迪克說，“我可是個正常人。
”迪克說的話是當真的。
他認為自己和别人一樣心理正常、頭腦清楚，或許比常人聰明一點兒，就是這麼回事。
但是佩裡，在迪克看來，“小佩裡才真是毛病不小”。
去年春天，他們一起關在堪薩斯州監獄時，他了解到佩裡不少鮮為人知的怪癖：佩裡竟會是“這樣一個小孩子”，總是尿床，還老在睡夢中哭喊，（“爸，我到處找你，爸，你到哪裡去了？”）迪克經常看見他“一坐幾個小時，咂着大拇指，細心研究那些騙人的尋寶指南”。
這隻是一部分，還有别的呢。
在某些方面，佩裡簡直“古怪極了”，尤其是他的脾氣。
他翻起臉來，“比十個喝醉了的印第安人還快”，而且你根本無法提防。
“也許他就要殺了你，可是你根本不知道，既看不出，也聽不到。
”迪克曾說。
盡管内心憤怒到了極點，佩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