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在我們發現沒有保險箱時，我還是不甘心就此離去。
在克拉特家的時候，我幾次想靠近那個女孩。
但是佩裡連一個機會也沒給我。
我希望除你之外，再沒有人知道這件事，因為我甚至沒對我的律師說起過。
還有些事情我本來也應該告訴你的，但我害怕我的家人早晚知道。
因為對我來說，我幹的那些事比受絞刑還要令我感到羞恥……我有一些病症，可能是那場車禍造成的；我有時會昏倒，有時鼻子和左耳朵會流血。
有次我在朋友克裡斯家就犯過一次病，他們住在我父母家的南邊。
不久前，父親還幫我從我眼角處取出一塊碎玻璃片……我想我應該告訴你導緻我離婚和坐牢的那些事。
那得從一九五七年初講起。
我和妻子當時住在堪薩斯城的一座公寓裡，我已經辭去了汽車公司的工作，自己開了一家修車廠。
廠房是我從一個女人那兒租來的，這個女人有個媳婦名叫瑪格麗特。
有一天，我幹活兒的時候見到了她，我們一起喝了杯咖啡。
她丈夫不在家，在海軍陸戰隊服役。
長話短說，我開始和她約會，我妻子提出要離婚。
我開始覺得我其實從未真正愛過我妻子，否則我不會做出這種事來，所以我沒有反對離婚。
我開始喝酒，曾經有一個月的時間我幾乎每天都醉醺醺的。
我沒心思工作，花的比賺的還多，于是開始開假支票，最後變成了一個小偷被送進了監獄……我的律師說我應該信任你，因為你可以幫我。
如你所知，我現在需要幫助。
第二天，星期三，是正式開庭的日子。
普通公衆首次被準許進入法庭，但由于法庭空間太小，隻能容納一部分人入内。
最好的座位留給了二十位記者、希科克父母以及唐納德·卡利範（應佩裡·史密斯的律師的請求，他從馬薩諸塞州趕來，為他當年的軍中朋友作個性上的指證）等人。
一度傳言克拉特先生活着的兩個女兒也将出庭，但她們并沒有來，在随後的數次開庭中也始終未曾出現。
代表受害人親屬出庭的是克拉特先生的弟弟阿瑟，他駕車從百裡之外趕來此地時，對記者說：“我要好好看看他們（史密斯和希科克），看看他們是哪種畜生。
我恨不能把他們撕碎！”他直接坐在了被告的身後，死死地瞪着他們，仿佛要把他們印在自己的記憶中。
此刻，好像阿瑟·克拉特的意志發生了作用，佩裡·史密斯轉過頭來，看着阿瑟，他認出了這張和他所殺害的那個人極為相似的面孔：同樣溫和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和堅實的下巴。
佩裡那時正在嚼口香糖，立即停住并垂下眼簾，一分鐘以後，他的嘴角才又開始慢慢地嚅動。
除了這一短暫的時刻，史密斯和希科克對于法庭的态度是既無所謂又不感興趣；他們嚼着口香糖，不耐煩地用腳踢踏着。
這時法庭傳第一位證人出庭。
南希·埃瓦爾特之後出庭的是蘇珊·基德維爾。
兩位年輕的女孩描述了她們在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天進入克拉特家時看到的情景：寂靜的房間，廚房地上的空錢包，照在卧室裡的陽光，她們的同學南希·克拉特倒在血泊中。
被告律師放棄了反複訊問的權利，也放棄了對以後的三名證人（南希·埃瓦爾特的父親克拉倫斯、警長厄爾·魯濱遜和驗屍官羅伯特·芬頓）的盤問。
這三名證人分别對十一月那個陽光明媚的早晨發生的事情作了補充叙述：四位遇害者陸續被發現，被害的慘狀，以及芬頓醫生所作的驗屍結果，其中指出，“獵槍射擊導緻被害者腦部嚴重受傷與頭骨破裂為緻死原因。
”
接着，理查德·羅萊德出庭。
羅萊德是加登城警察局的首席警探。
他的業餘愛好是攝影且造詣頗高。
就是他拍下的照片在沖洗後顯示出希科克在克拉特家地下室裡留下的腳印。
這些腳印隻有相機才能辨認，肉眼很難看出來，也是他拍攝了死者屍體各部分的照片，即在案件尚未偵破之前，艾爾文·杜威一直無法釋手的那些被害者慘死的影像。
羅萊德出庭證實這些照片的确由他所攝，以供起訴檢察官作為證據，但是遭到希科克的律師哈裡森·史密斯反對。
他說：“展示這些照片的唯一目的，就是煽起陪審團的怒火與偏見。
”塔特法官駁回了他的抗議，允許這些照片作為物證，這就意味着陪審團将傳閱這些照片。
陪審員們傳閱照片的時候，希科克的父親對鄰座的一個記者發牢騷：“瞧上面那位法官！我從未見過如此偏袒的人。
由他主持法庭還有什麼意義！啊呀，他不是葬禮上護送靈柩的人嗎！”（實際上，塔特與受害者一家并不熟，也沒有參加他們的葬禮。
）但是在寂靜的法庭裡，隻有希科克老先生發出了這微弱的呼籲。
一共十七張照片，當它們在陪審員的手中傳遞時，陪審員們的表情立即反應了照片的沖擊力：有個陪審員的臉孔忽地漲紅好像被打了一記耳光；有幾個人剛瞥了一眼，就顯然不忍再看。
照片似乎喚醒了他們，迫使他們親眼看看發生在鄰居家真實而悲慘的事件。
這令他們震驚，令他們憤怒，其中幾個人——藥劑師、保齡球館的經理，邊看照片邊用極度蔑視的目光瞪着被告。
老希科克先生喪氣地搖了搖頭，一遍遍地嘟囔：“沒意義！這像什麼話！”
在傳訊當天最後一位證人時，檢察官聲稱将傳訊一位“神秘人物”出庭。
正是此人提供的信息導緻被告被捕，他就是弗洛伊德·威爾斯，希科克的前獄友。
因為威爾斯仍在堪薩斯州監獄服刑，有受到其他犯人報複的危險，因此他是告密者的消息一直秘而不宣。
為了他能安全地出庭作證，現已将他提出堪薩斯州監獄，關押在鄰縣的一個小監獄裡。
然而，當威爾斯穿過法庭向證人席走去時，仍然顯得鬼鬼祟祟，很不自然，好像擔心沿途會有人謀害他似的。
當他從希科克身邊走過時，希科克的嘴唇動了動，悄聲吐出幾個惡毒的字眼。
威爾斯假裝沒聽見；但他的舉止像一匹聽見響尾蛇咝咝作響的受驚馬兒，急速地閃開被他出賣的朋友所伸出的蛇信。
他站在證人席上，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他是一個短下巴、農家子弟模樣的小矮個，穿着一套非常得體的深藍色西服，這是堪薩斯州官方專門為他出庭而買的。
他們認為，作為最重要的證人，他看起來應該受人尊敬、值得信任。
由于開庭前的多次演練，威爾斯的證詞像他的外表一樣幹淨利落。
在洛根·格林的鼓勵下，證人承認他曾作為雇員在河谷農場工作過大約一年。
離職大約十年後，因盜竊罪被判入獄，他開始和另一位盜竊犯理查德·希科克交上了朋友。
他曾對後者描述過克拉特的農場和家庭。
“那麼，”格林問，“在你和希科克先生交談中，關于克拉特先生，你們分别說了些什麼？”
“談了很多。
希科克說他假釋出獄後準備到西部找份工作，他打算中途停下來，去克拉特先生那兒謀一份差事。
我對他說過克拉特先生非常富有。
”
“希科克先生是否對你所說的很感興趣？”
“嗯，他想知道克拉特先生是不是有個保險箱。
”
“威爾斯先生，當時你認為克拉特家中有保險箱嗎？”
“嗯，我在那兒幹活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那時認為有個保險箱。
我知道好像有個壁櫥之類的……後來我才得知他（希科克）打算搶劫克拉特先生。
”
“他對你講過搶劫的事嗎？”
“他說如果他去搶，就不會留下任何目擊證人。
”
“他可曾确切說過要如何處置人證？”
“是的，他說他要把他們捆起來，搶完之後再殺死他們。
”
格林見已達到事先預定的目的，就讓被告律師對證人進行盤問。
老弗萊明律師是個典型的鄉村律師，他更樂意處理農地契約案件，而不是這種殺人案。
他盤問證人的目的是想引出一個控方故意回避的問題：威爾斯本人在謀殺案中的角色以及他品德的可靠程度。
弗萊明單刀直入地問道：“你從未勸阻過希科克先生别去那裡搶劫、殺死克拉特一家，是不是？”
“是的。
在那裡（堪薩斯州監獄），别人談起這類事情你都不會放在心上，因為你會認為那不過是說說而已。
”
“你的意思是說你告訴他那麼多事情卻沒有任何用意？你不是指點給他（希科克）克拉特先生有個保險箱嗎？你想讓希科克先生相信你的話，是不是？”
弗萊明非常冷靜地令證人難以招架；威爾斯扯了扯領帶，仿佛突然覺得它打得太緊了。
“你想讓希科克先生相信克拉特先生有很多錢，是不是？”
“我對他說過克拉特先生很有錢，沒錯。
”
弗萊明又舉出幾項事實，指出希科克曾将對克拉特家的殘暴計劃對威爾斯全盤托出。
然後，他仿佛沉浸在悲痛中一般，語氣沉重地說：“即使那樣，你也根本沒有勸阻過他？”
“我不相信他會那麼做。
”
“你不相信他的話？那麼為什麼當你得知案件後，你會認定他就是兇手呢？”
威爾斯自信地回答道：“因為案件的發生經過與他對我說的一模一樣！”
哈裡森·史密斯，被告律師中較年輕的那位，接着質詢。
他在問話時采取了譏諷式的攻勢，語氣鋒利逼人；實際上他是位溫和寬厚的人。
他問證人是否有綽号。
“沒有。
我就叫弗洛伊德。
”
律師冷笑一聲，“難道現在他們不是叫你‘告密者’嗎？或者叫你告發者？”
“我就叫弗洛伊德。
”威爾斯垂頭喪氣地說。
“你坐過幾次牢？”
“大概三次。
”
“其中也曾因欺詐而坐牢吧，是不是？”
證人否認了。
證人說他第一次是因為無照駕駛，第二次是因為盜竊，第三次是當兵時闖了禍，在軍營監獄中蹲了九十天。
“一次坐火車行軍演習，我和另外幾個士兵在車上有點喝醉了，用槍打壞了幾扇車窗和電燈泡。
”
法庭上一陣哄笑。
除了兩位被告（希科克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和哈裡森·史密斯，所有人都笑了。
哈裡森問威爾斯，為什麼在得知霍爾科姆悲劇後，竟拖延了好幾個星期才向當局告發。
“難道你是在等什麼？比方說獎賞之類的？”
“不是。
”
“你從未聽說過獎賞的事？”律師提到的獎賞指的是《霍奇森新聞報》懸賞一千塊錢征求克拉特案線索一事。
“我在報紙上看到過。
”
“是在向當局告發之前看到的，對不對？”當證人承認的确如此的時候，史密斯趁勝追問，“你今天來這兒作證，檢察官答應給你什麼豁免？”
但是洛根·格林立即提出抗議：“我們反對這種提問方式，法官大人。
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任何人可以得到豁免。
”反對有效，證人獲準離席。
當威爾斯離開時，希科克高聲叫罵，每個人都聽見了。
“王八蛋，如果有誰該絞死，那麼就應該是他。
瞧他那樣，離開這兒去領賞了，而且不用交稅。
”
這個預測是正确的，因為不久威爾斯就拿到了獎金，又獲得了假釋。
可惜好景不長，他不久就又犯事了，幾年間接二連三地犯罪，目前被關押在密西西比州帕切曼州立監獄，他因持槍搶劫被判了三十年監禁。
星期五，法庭在周末休庭的時候，堪薩斯州已經完成了對此案的審理，其中包括華盛頓聯邦調查局派來四位特工人員出庭作證。
四人都是化驗室的專家，能熟練地對各種犯罪活動進行科學偵破。
他們研究了兇案的證據（血迹、腳印、彈殼、繩子和膠帶），從而證實了每件物品作為證據的有效性。
最後，堪薩斯州調查局的四位警探提供了他們對犯人的審訊記錄以及被告最終的坦白書。
這使被告的辯護律師陷入被動。
在盤問警探時，他們争辯說，坦白書是用非法手段獲得的，在悶熱、狹窄、燈光熾烈的房間裡進行逼供。
這種不确實的指控顯然觸怒了警探們，他們用更具有說服力的證詞詳細地加以反駁。
（後來，有位記者問希科克的律師，為什麼這麼長時間他一直盯着這點不放，他生氣地說：“你說我該怎麼做？天哪，我沒有别的牌可打，但是我又不能像個木乃伊似的傻坐在那兒。
我總要說點什麼呀！”）
事實證明，艾爾文·杜威是控方最具影響力的證人。
他的證詞中首次向公衆披露了佩裡·史密斯供認的事實，為各大報刊制造了頭條新聞（《恐怖謀殺謎底揭曉——冷血驚悚的告白》），聽衆深感震驚，特别是理查德·希科克，他錯愕而懊惱地開始注意聽杜威的陳述。
“我還漏講了一件史密斯對我坦白的事情。
克拉特一家被綁起來後，希科克對史密斯說，他覺得南希長得太美了，他想去強奸她。
史密斯說他當時警告迪克他絕不容許那樣的事發生。
史密斯對我表示他對那些無法控制自己性欲的人最為蔑視，希科克若想強奸那女孩，除非和他打一架。
”在此之前，希科克并不知道他的同夥已經把他這項強暴的企圖告訴了警方；他也不知道，佩裡出于一種友好的精神已經修改了最初的供詞，承認四人都是他自己開槍殺死的——這個事實是杜威在證詞快結束時透露的。
“佩裡·史密斯說他想對供詞中的兩處作修正，他說除了這兩個地方，其餘的話都是真實而準确的。
他想更正的就是承認克拉特夫人和南希·克拉特是他所殺，不是希科克。
他對我說希科克……不希望讓自己的母親知道他曾加害克拉特家的任何人。
他說希科克夫婦是好人。
所以幹嗎不承認都是他殺死的呢？”
聽到這裡，希科克太太哭了。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她一直安靜地坐在丈夫身邊，雙手緊張地絞着一塊手帕。
時不時地，她就找機會望兒子一眼，向他點點頭，強擠出一絲笑容。
雖然一看就知道這是裝出來的，但卻表明了母親對他的支持。
但是很明顯，她現在已無法控制自己，開始失聲痛哭。
幾個旁聽者瞥了她一眼，随即尴尬地把頭扭到了一邊；但其餘的人則繼續專心聽着杜威的陳述，對她這赤裸的悲泣似乎全然無動于衷，就連她丈夫也保持沉默，也許他認為這時去勸妻子顯得太沒男子氣概。
最後，還是場内唯一的女記者将希科克太太領出法庭，帶到女盥洗室去了。
當極度痛苦的情緒平靜下來之後，希科克太太需要找人傾訴一下心裡話。
她對女記者說：“我沒有一個可以說說知心話的人——我并不是說鄰居和别人不好，哪怕就是陌生人，待我們也很好。
他們寫信來安撫我們，說他們了解我們的痛苦，也替我們難過。
沒人對我和瓦爾特說過半句難聽的話。
就連這兒的人也沒有。
所有的人都非常友好。
我們吃飯的時候，女招待在蛋糕上放了冰淇淋而不收我們的錢。
我叫她别放，我吃不下。
以前我什麼都能吃下去，現在卻一點兒也吃不下。
但她還是加了冰淇淋。
她是為了表示友好。
她叫希拉，她說發生這種事不是我們的錯。
但我總覺得人們在看着我想，哦，還不是因為她管教無方。
也許我教養迪克的方式的确不對，不過我并不知道我錯在哪裡。
我想尋找原因，找得頭都疼了。
我們是普通人，鄉下人，和别人一樣生活。
我們家也有過快樂的時刻，那時我教迪克跳狐步舞。
我太喜歡跳舞了，當我還是姑娘時，跳舞簡直成了我的全部生命。
有個小夥子，天啊，跳起舞來就像過聖誕節一樣，我們倆合作跳華爾茲赢了一座銀杯。
我們私下商量了好久，想偷偷離家去舞台尋找出路，加入歌舞團。
這真是一場夢，童年的夢。
後來，他離開了鎮子，我和瓦爾特結了婚，他連基本的走步都不會。
他說如果我想找一個耍蹄子的，當初為什麼不嫁給一匹馬。
此後再也沒有人和我跳舞，直到我教會了迪克。
但迪克不喜歡跳舞。
不過，他很可愛，迪克是那種脾氣最好的小孩。
”
希科克太太摘下眼鏡，擦了擦模糊的鏡片，然後又把它戴到她那胖乎乎的、讨人喜歡的臉上。
“有關迪克的事還多着呢，你在法庭上聽到的隻是一部分。
律師們把他說得那麼可怕，簡直一無是處。
我不能為他的行為辯護，我忘不了那個受害的家庭，每天晚上我都為他們祈禱，也為迪克祈禱，為佩裡祈禱。
我不該恨佩裡，現在我隻是可憐他，而且我相信克拉特太太活着的話也會可憐他的，如果她是人們所說的那種慈悲女人。
”
法庭休庭了。
女盥洗室門外傳來散席後觀衆在走廊裡的喧嘩。
希科克太太說她必須去見她丈夫。
“他是快入土的人了，我想他什麼也不會放在心上了。
”
法庭上的許多人對唐納德·卡利範這個來自波士頓的證人感到迷惑。
他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沉着老實的天主教徒，這個畢業于哈佛大學的成功的金融師，這個結了婚、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的人會選擇和一個無知的殺人犯做朋友。
更何況，這個人他并不十分了解，兩人已經九年沒有見過面了。
卡利範自己說：“我妻子也不理解。
我們的經濟狀況并不允許我老遠趕到這裡來，這意味着用掉累計一周的假期以及購買必需品的錢。
但另一方面，我認為我不能不來。
佩裡的律師寫信問我能否來當證人；我讀到信的那一刻，就知道我必須來。
因為我已經給了這個人我的友誼。
而且我相信生命是永存的。
所有的靈魂都應該被拯救。
”
拯救靈魂，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