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隻在于證實他們的親和力。
假如硬要論證他們的哲學，是可以把他們共同的氛圍烘托出來的，并且不管怎麼說，這也就足夠了。
海德格爾冷峻地審視了人生狀況，宣告人類生存受到了淩辱。
唯一的現實，是生靈在各個階段的“憂慮”。
對迷途于世的人及其排遣而言，這憂慮是一種轉瞬即逝的恐慌。
但恐慌一旦意識到自身，便成為焦慮，即清醒者永久的氛圍，“在這種氛圍中生存重新擡頭”。
這位教授
”他對康德的興趣在于承認康德“純理性”的局限性，在于對自己的分析作出結論：“世界向焦慮的人再也提供不出任何東西了。
”這種憂慮，他覺得實際上大大超越了推理的範疇，以至腦子裡老惦念着，嘴巴上老唠叨着。
他列出憂慮的方方面面：當平凡的人千方百計使憂慮普遍化并使之越來越沉重時，煩惱便顯現了；當智者靜觀死亡時，恐懼便顯露了。
他不把意識和荒誕分家。
死亡的意識，就是憂慮的呼喚，于是“存在通過意識發出自身的呼喚”。
死亡的意識就是焦慮的聲音，要求存在“從消失重新回到芸芸衆生中來”。
對他自己也一樣，不該高枕無憂，而必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置身于荒誕世界，接受着荒誕世界的可殁性，在廢墟中尋找自己的聲音。
雅斯貝爾斯對一切本體論都絕望了，因為他硬要相信我們失去了“天真性”。
他知道我們無所作為，做什麼也不能使表象的緻命遊戲升華。
他知道精神的終結便是失敗。
他沿着曆史賦予我們的精神曆險，磨蹭踯躅，無情地識别出各種體系的缺陷，識别出挽回一切的幻覺，識别出不遮不掩的預言。
在這頹敗的世界，認識的不可能性已被論證，虛無好像是唯一的現實，無援的絕望，唯一的姿态，于是他試圖重新找到通向神秘天國的阿麗娅娜導線
謝斯托夫獨占一方，一直緻力于單調得叫人欽佩的著作，始終不懈地朝着同樣的真理奮進。
他屢屢指出，最嚴密的體系，最普遍的理性主義，到頭來終将在人類思想的非理性上碰壁。
任何不言自明的道理，哪怕含諷刺意義的，任何對理性不敬的矛盾，哪怕令人嗤之以鼻的，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唯一使他感興趣的事情，實屬例外，那就是心靈史或精神史。
通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死囚經驗，通過尼采式的精神激劇曆險，通過哈姆雷特式的咒語或易蔔生式的苦澀貴族德行，謝斯托夫探索着、指明着、提升着人類對不可救藥性的反抗。
他不把自己的一套道理用在理性上，帶着幾分毅然決然，開始涉足毫無色彩的荒漠，在那裡一切确定性都變成了石頭。
他們之中最有誘惑力的恐怕是克爾恺郭爾，至少他的部分經曆比發現荒誕更吸引人：他體驗了荒誕。
“最可靠的緘默不是閉口不言，而是張口說話。
”
身為一通百通的唐璜（尼采語）
他拒絕安撫，拒絕诤言，拒絕休息守則。
他心裡感到的那根刺
那張既溫存又冷笑的面容，那些随着發自靈魂深處的呐喊而旋轉的陀螺，就是荒誕精神本身與超越它的現實所遭遇的情景。
克爾恺郭爾的精神冒險，導緻了付出昂貴代價的醜聞，開始時就非常糟糕，是一種沒有自身背景的體驗，被打回最原始的自相矛盾中去了。
另外，在方法上，胡塞爾和現象學家們極盡誇張之能事，在多樣性中重組世界，否定理性的超驗力。
精神世界随着他們難以估量地豐富起來。
玫瑰花瓣，公裡計數坐标或人的手所具有的重要性與愛情、欲望或萬有引力定律相同。
思想，不再意味着統合，不再是以大原則的面目使表象變得親切。
思想，就是重新學習觀察、關注，就是引導自己的意識，就是以普魯斯特的方式把每個理念、每個形象變成得天獨厚的領地。
離譜兒的是，一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