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命運在邏輯性和自然性的面目下越來越明顯可感。
俄狄浦斯的命運是被預告天下的。
上天決定他将犯下謀殺和亂倫罪。
劇本旨在全方位揭示逐漸消除主人公不幸的邏輯系統。
僅僅宣告這種非同尋常的命運，并非令人驚恐，因為這不像會發生的事情。
然而，假如這種命運的必然性一旦通過日常生活、社會、國家、親切的情感向我們揭示，那驚恐就有根有據了。
震撼人心的反抗使人脫口而出“這不可能”，其中則已經包含絕望的确信：“這”是可能的。
這是希臘悲劇的全部秘密，抑或至少是一個方面的秘密。
因為有另一方面的秘密，那就是以相反的方法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卡夫卡。
人心有一種不良的傾向，即隻把摧殘人心的東西稱作命運。
而幸運也以自身的方式表現得沒有根據，因為幸運來了，躲也躲不開。
然而，現代人一旦遇到幸運，便貪天之功據為己有。
希臘悲劇多有得天獨厚的命運，古代傳說多有寵兒，比如尤利西斯，他們陷入最兇險的遭遇卻都自救了，關于這些，都是可以大書特書的。
總之，應當記住的，正是這種隐秘的複雜關系，即在悲情中把邏輯性和日常性結合起來的關系。
正因為如此，《變形記》中的主人公薩姆沙成了個旅行推銷商。
正因為如此，在把他變成甲蟲的離奇遭遇中，唯一使他煩憂的事情，就是他的老闆會因他缺勤而不高興的。
他長出爪子和觸須，脊椎弓了起來，腹部白點斑斑，我不能說這不使我吃驚，效果未必如此，但這确實引起他一陣“淡淡的憂愁”。
卡夫卡的全部藝術就在于這種細微的差别。
在他的中心作品《城堡》中，是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占了上風，而在這本奇怪的小說中，一切都沒有結果，一切都重新開始；這是一個靈魂為尋求已經顯示過的那種拯救而從事的基本冒險。
這種把問題圖解為行為，這種一般與個别的巧合，也可見之于一切大手筆的小手法中。
《訴訟》的主人公本來就可以叫做施密特抑或弗蘭茨·卡夫卡，但他叫約瑟夫·K……不叫卡夫卡，可也是卡夫卡。
他是一般的歐洲人，置身芸芸衆生之中。
但K也确是實體，是某個有血有肉的等值。
同樣，卡夫卡之所以要表達荒誕，是因為前後一緻性将對他有用。
我們都知道傻子在浴缸裡釣魚的故事，正琢磨着精神病療法的醫生問他：“上鈎了，嗯？”卻得到毫不客氣的回答：“沒有呢，笨蛋，這明明是浴缸嘛。
”這個故事屬于荒唐一類。
但我們從中明顯看出荒誕的效果與邏輯上如此過分的相連。
卡夫卡的世界實際上是說不清道不明的一片天地，那裡，人沉溺于用浴缸釣魚來折磨自己，明明知道毫無結果。
因此，這裡我認出符合卡夫卡原則的一部荒誕作品。
就拿《訴訟》為例，我可以說，成功是圓滿的。
肉體勝利了。
什麼也不缺呀，不缺盡在不言中的反抗（但正是反抗推動寫作），不缺清醒而緘口的絕望（但正是絕望推動創造），不缺令人吃驚的格調自由，小說的各式人物直到在劫難逃而死亡，始終享有這種自由。
不過，世界并不像表面顯示的那樣封閉。
這個沒有進步的天地裡，卡夫卡以一種奇特的形式引進希望。
在這方面，《訴訟》和《城堡》路子不同，但相輔相成。
從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可以感覺到微小的演進，表現在逃避上取得極大的成功。
《訴訟》提出的問題，某種程度上在《城堡》裡得到了解決。
前者按照一種幾乎科學的方法來描寫，但不作結論，後者在某種程度上加以解釋。
《訴訟》診斷病情，而《城堡》想像療法。
但這裡所推薦的藥方治不了病，隻不過使疾病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幫助人們接受疾病。
某種意義上（不妨想一想克爾恺郭爾），藥方叫人喜歡上疾病。
土地測量員K一心想像為之坐立不安的憂慮，卻想像不出還有其他憂慮。
他周圍的人也迷上了這種空虛，迷上了這種莫名的痛苦，好像痛苦在作品中具有一種得天獨厚的面目。
“我多麼需要你，”弗麗達對K說，“自從我認識你以來，隻要你不在我身邊，我就覺得被遺棄了。
”這種微妙的藥方使沒有出路的世界産生希望，這種突如其來的“跳躍”使一切為之改觀，這是存在革命的秘密，也是《城堡》本身的秘密。
很少有作品在步調上像《城堡》那樣嚴峻得一絲不苟。
K被委任為城堡土地測量員，為此他來到村莊。
但從村莊到城堡根本無法通行。
于是連篇累牍幾百頁，K锲而不舍地尋找道路，采取各種手段，施小計測旁道，從不氣餒，懷着一種令人叫絕的信念，硬是要擔任人家委任于他的職務。
每一章都是一次挫敗，也是一次從頭開始。
雖不合邏輯，但堅韌不拔。
正是這種執拗的勁頭造成了作品的悲情。
K往城堡打電話，聽到嘈雜的聲音，模糊的笑聲，遙遠的呼喚。
這足以維系他的希望，猶如夏日的天空出現某些征兆，或如黃昏之約，給了我們活下去的依據。
我們在這裡發現卡夫卡特有的憂傷秘訣。
實際上，同樣的憂傷在普魯斯特作品或在普洛丁的景物中也感覺得到：懷念失去的天堂。
奧爾嘉說：“巴納貝早上對我說，他要去城堡，我聽了十分惆怅，因為很可能白跑一趟，很可能白過一天，很可能白抱希望。
”“很可能”，卡夫卡把全部作品都壓在這個微妙的調門上。
但根本沒有到位，對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