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卡夫卡的人物就像有靈感的機器人，活脫脫就是我們自己的寫照，就像我們自己被剝奪了消遣，全身心地蒙受神明的侮辱。
在《城堡》中，按帕斯卡爾所說的“消遣”，好像是通過“助理們”表現出來的，“轉移”了K的煩憂。
弗麗達之所以最終成為其中一位助理的情婦，是因為她喜歡假象勝過真理，喜歡日常生活勝過與人分擔的焦慮。
還是在《城堡》中，屈從平凡變成了一種倫理。
K最大的希望，就是獲得“城堡”的接納。
既然他單獨一人做不到，他便竭盡全力要對得起這份恩寵，如變成村莊的居民，又如抛掉外地人的身份，因為人人都讓他感到他是異鄉人。
他所求的是有份職業，建個家庭，過正常和健康人的生活。
他再也受不了自己的瘋魔，決意合乎情理。
他很想擺脫使他成為村莊局外人的奇怪詛咒。
在這一點上，與弗麗達勾搭的那段插曲很說明問題。
這個女人早已認識城堡的一位官員，他之所以把她當情婦，是為了她過去的緣故。
他從她身上汲取某些超越于他的東西，同時也意識到她身上攀配不上城堡的東西。
不妨想一下克爾恺郭爾對雷吉娜·奧爾森奇特的戀情。
在某些男人身上，吞噬他們的永恒之火是很灼熱的，足以把周圍熟人的心一起燒焦。
要命的錯誤在于把不屬于上帝的也歸于上帝，《城堡》的上述插曲也用了這個主題。
而對卡夫卡而言，這似乎不是什麼錯誤，而是一種教義和一種“跳躍”。
根本沒有不屬于上帝的東西。
還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土地測量員脫離弗麗達，去追巴納巴斯姐妹。
因為巴納巴斯一家是唯一完全被抛棄的家庭，既被城堡抛棄了，也被村莊抛棄了。
姐姐阿瑪麗亞拒絕一位城堡官員可恥的求歡。
于是詛咒她背德随之而至，永遠把她排斥出上帝的憐愛。
不為上帝丢棄自己的榮譽，就不配上帝的恩寵。
我們從中認出存在哲學常有的主題：真理對立于道德。
這裡說來話長。
因為卡夫卡的主人公所走的道路，從弗麗達到巴納巴斯姐妹所走的道路，就是從信賴的愛到荒誕的崇拜所走的道路。
卡夫卡的思想在這裡再一次與克爾恺郭爾的思想會合了。
《記巴納巴斯》一節放在書的末尾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土地測量員最後試圖通過否定上帝的東西來重新找到上帝，不是依據我們善與美的範疇，而是從上帝的冷漠、不公和憎恨所表現的虛空和可怖的面孔來認知上帝。
這個請求城堡接納的異鄉人，旅居到後來更加窮途末路了，因為這時他對自己也不忠誠了，摒棄了道德、邏輯和思想真實，光憑瘋魔般的希望，試圖進入神明庇護的荒漠
希望一詞在此并不可笑。
相反，卡夫卡所報道的境況越具悲情，這種希望就越加強硬，越具挑戰性。
《訴訟》越荒誕得徹底，《城堡》激昂的“跳躍”就越顯得觸動人心和不合情理。
但我們這裡又純粹碰上存在思想的悖論，正如克爾恺郭爾所說：“我們必須摧毀人間的希望，才能以真正的希望自救。
”
确實，談論卡夫卡的人多半将其作品定為絕望的呐喊，因為不給人留下任何挽回的餘地。
但此話需要修正。
希望複希望，希望何時了。
昂裡·波爾多
因為此公的作品根本不理睬性情有點乖僻的人。
反之，馬爾羅的思想總是那麼令人振奮。
但上述二公的情況，既非相同的希望，亦非相同的絕望。
我隻注意到，荒誕作品本身可能導緻我想避免的無誠信。
作品一味重複，而不去孕育一種不結果的境況，一味洞若觀火地頌揚過眼雲煙的東西，就成為幻想的搖籃了。
作品作出解釋，把形态賦予了希望。
創作家再也擺脫不開了。
作品不得不成為悲情的遊戲，而實際上并不一定是悲情的遊戲。
作品使作者的生命獲得一種意義。
不管怎麼說，令人稱奇的是，卡夫卡、克爾恺郭爾和謝斯托夫的作品異曲同工，簡言之，存在小說家和哲學家的作品，完全轉向荒誕，殊途同歸，最後都發出希望的呐喊，振聾發聩。
他們擁抱上帝，而上帝卻吞噬他們。
希望謙卑地溜進來。
因為這種存在的荒誕确保他們接觸一點超自然的現實。
假如這種生活的道路通向上帝，那就有出路了。
克爾恺郭爾、謝斯托夫和卡夫卡的主人公們重複他們的行程，其執著和頑固奇特地保證了這種振奮人心的确信力。
《城堡》中唯一不抱希望的人物是阿瑪麗亞。
土地測量員最強烈反對的就是她。
卡夫卡摒棄上帝所謂的偉大的道德、不言自明的道理、善良的心腸、前後一貫性，為的是更熱切地投入上帝的懷抱。
荒誕于是被承認了，被接受了；世人逆來順受，從此刻起，我們就知道荒誕不再是荒誕了。
處在人類狀況的極限，還有比有可能逃脫人類狀況更大的希望嗎？我再次看出，與一般常見的相反，存在思想充滿無節度的希望，這種思想本身就是以原始基督教和救世福音來翻騰舊世界的。
但在以一切存在思想為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