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棄絕會有碩果的。
但顧此是會失彼的。
在我看來，把清醒明察說成像一切傲慢那樣毫無結果，并不降低其道德價值。
因為真理也是一樣，從根本定義上講，是結不了果實的。
所有不言自明的事情都一樣。
在一切都具備而什麼也沒講清楚的世界裡，價值或形而上的豐碩性是毫無意義的概念。
不管怎樣，卡夫卡的作品列入怎樣的思想傳統是一目了然的。
确實，把《訴訟》過渡到《城堡》視為嚴密的步驟，恐怕是聰明的。
約瑟夫·K和土地測量員K僅僅是吸引卡夫卡的兩極。
關于卡夫卡思想的兩個方面，請比較《在獄中》和《城堡》，前者：“罪過（請理解為人的罪過）從來無可懷疑”，後者（摩麥斯的報告）：“土地測量員的罪過是難以确定的”。
我不妨鹦鹉學舌，用他的話說，他的作品很可能不是荒誕的。
但這不排除我們認為他的作品偉大和具有普遍意義。
這種偉大和普遍意義來自他善于廣泛地表現從希望到極度恐慌日複一日的過渡，從無望的明智到自願的盲從日複一日的過渡。
他的作品具有普遍意義（一部真正荒誕的作品是不具備普遍意義的），因為逃避人類的人在其作品中表現出激動人心的形象，其人在其信仰依據的矛盾中汲取對豐碩性的絕望抱有希望的依據，把生命稱之為他對死亡所作出的可怕預習。
卡夫卡的作品具有普遍意義，因為得到了宗教的啟示。
人的生活重負得以在宗教裡釋放，一切宗教無不如此。
如果說我清楚這一點，如果說我也能欣賞，我也知道我尋求的，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而是真實的東西。
兩者可能不會萍水相逢吧。
假如我說真正令人絕望的思想恰恰是由對立的标準來确定的，假如我說悲劇性作品在排除一切未來的希望之後，可以是描寫幸運兒生活的作品，那麼對上述看法就會理解得更好。
生命越振奮人心，丢失生命的想法就越荒誕。
這也許是人們從尼采的作品中感受到的那種高妙不孕性之秘密吧。
在這樣的思想架構中，尼采好像是唯一從大寫的荒誕美學得出終極結論的藝術家，因為他最後發出的啟示帶着一種咄咄逼人的清醒明察，雖然這得不出結果，但這種啟示執著地否定一切超自然的慰藉。
以上論點足以揭示卡夫卡作品在本篇散論中的頭等重要性。
我們被他的作品帶到人類思想的邊陲。
從充分的意義上來看，可以說在他的作品裡，一切都是有本質性的。
反正他的作品把荒誕問題整個兒端出來了。
我們要是把這些結論與我們最初的看法相對照，把内容與形式相對照，把《城堡》的隐秘含義與其借以鋪展的自然樸實的藝術相對照，把K一往情深而桀骜不馴的探求與涉足其間的日常背景相對照，就會懂得卡夫卡的偉大是怎麼回事了。
因為如果說懷念是人性的标志，那或許誰也沒有給過這些怨恨的幽靈們那麼多的血肉和重視了。
但同時我們也将懂得荒誕作品要求怎樣奇特的偉大，而這種偉大在卡夫卡的作品裡或許沒有。
如果說藝術的特質是把一般與個别相聯結，把一滴水可摧毀的永恒與水珠瑩瑩的閃光相聯結，那麼評估荒誕作家的偉大可依據他在這兩個世界之間所善于引進的距離，是更為切實的了。
荒誕作家的秘密是善于找到這兩個世界在最大的不協調時所會合的确切點。
說實在的，這種人與非人性的幾何學切點，純潔的心靈到處都會覺察到。
《浮士德》和《堂吉诃德》之所以是藝術的傑出創作，是因為純潔的心靈用人間的雙手向我們指明無限的偉大。
然而，精神否定人間雙手可能觸及真理的時刻總會到來。
還有這樣的時刻，創作不再被悲情化，而僅僅被嚴肅對待。
于是世人便關心希望了。
但這又與世人不搭界。
世人的事情是躲避虛與委蛇的遁詞。
而卡夫卡向全宇宙發出慷慨激昂的訟訴。
到了最後，我碰到的卻是虛與委蛇的遁詞。
這醜惡而張狂的世界，連鼹鼠都攪和進來奢談希望，卡夫卡令人難以置信的判決，到頭來卻把這個世界無罪釋放了。
上述建議，明顯是對卡夫卡的作品作的一種解釋。
但要補充一句才為公平，不管作出何種解釋，從純美學角度去考量他的作品也是可以的。
譬如，格勒圖森為《訟訴》所作的精彩序言，比我們明智得多，他隻限于單單追随他稱之為“被驚醒的睡着”的痛苦想像，發人深省。
這部作品的命運，或許這部作品的偉大，正是把一切都獻出來了，卻對什麼也沒有确認。
要不然，作者可能會在最後幾章打破小說的統一風格，就此存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