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賭錢，牌九、押寶、抽簽子、擲骰子、鬥十胡、踢球、“打老打小”，他都會。
但是，他不賭。
隻有在老太太們想玩十胡而湊不上手的時候，他才逢場作戲，陪陪她們。
他既不多輸，也不多赢。
若是赢了幾百錢，他便買些糖豆大酸棗什麼的分給兒童們。
他這個熟透了的旗人其實也就是半人、甚至于是三分之一的旗人。
這可與血統沒有什麼關系。
以語言來說，他隻會一點點滿文，談話，寫點什麼，他都運用漢語。
他不會吟詩作賦，也沒學過作八股或策論，可是隻要一想到文藝，如編個岔曲，寫副春聯，他總是用漢文去思索，一回也沒考慮過可否試用滿文。
當他看到滿、漢文并用的匾額或碑碣，他總是欣賞上面的漢字的秀麗或剛勁，而對旁邊的滿字便隻用眼角照顧一下，敬而遠之。
至于北京話呀，他說的是那麼漂亮，以至使人認為他是這種高貴語言的創造者。
即使這與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應該分享“京腔”創作者的一份兒榮譽。
是的，他的前輩們不但把一些滿文詞兒收納在漢語之中，而且創造了一種輕脆快當的腔調；到了他這一輩，這腔調有時候過于輕脆快當，以至有時候使外鄉人聽不大清楚。
可是，驚人之筆是在這裡：他是個油漆匠！我的大舅是三品亮藍頂子的參領，而兒子居然學過油漆彩畫，誰能說他不是半個旗人呢？我大姐的婚事是我大舅給作的媒人。
大姐婆婆是子爵的女兒、佐領的太太，按理說她絕對不會要個旗兵的女兒作兒媳婦，不管我大姐長的怎麼俊秀，手腳怎麼利落。
大舅的亮藍頂子起了作用。
大姐的公公不過是四品呀。
在大姐結婚的那天，大舅親自出馬作送親老爺，并且約來另一位亮藍頂子的，和兩位紅頂子的，二藍二紅，都戴花翎，組成了出色的送親隊伍。
而大姐的婆婆呢，本來可以約請四位紅頂子的來迎親，可是她以為我們絕對沒有能力組織個強大的隊伍，所以隻邀來四位五品官兒，省得把我們都吓壞了。
結果，我們取得了絕對壓倒的優勢，大快人心！受了這個打擊，大姐婆婆才不能不管我母親叫親家太太，而姑母也乘勝追擊，鄭重聲明：她的丈夫（可能是漢人！）也作過二品官！
大姐後來囑咐過我，别對她婆婆說，二哥福海是拜過師的油漆匠。
是的，若是當初大姐婆婆知道二哥的底細，大舅作媒能否成功便大有問題了，雖然他的失敗也不見得對大姐有什麼不利。
二哥有遠見，所以才去學手藝。
按照我們的佐領制度，旗人是沒有什麼自由的，不準随便離開本旗，随便出京；盡管可以去學手藝，可是難免受人家的輕視。
他應該去當兵，騎馬射箭，保衛大清皇朝。
可是，旗族人口越來越多，而旗兵的數目是有定額的。
于是，老大老二也許補上缺，吃上錢糧，而老三老四就隻好賦閑。
這樣，一家子若有幾個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來越困難。
這種制度曾經掃南蕩北，打下天下；這種制度可也逐漸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還有多少人終身失業。
同時，吃空頭錢糧的在在皆是，又使等待補缺的青年失去有缺即補的機會。
我姑母，一位寡婦，不是吃着好幾份兒錢糧麼？
我三舅有五個兒子，都虎頭虎腦的，可都沒有補上缺。
可是，他們住在郊外，山高皇帝遠。
于是這五虎将就種地的種地，學手藝的學手藝，日子過得很不錯。
福海二哥大概是從這裡得到了啟發，決定自己也去學一門手藝。
二哥也看得很清楚：他的大哥已補上了缺，每月領四兩銀子；那麼他自己能否也當上旗兵，就頗成問題。
以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