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
老舍先生來信說：“……在去年年底到今年一月廿号，我出去旅行了三十多天。在行旅中，自然很難寫。東至萬縣，北至成都，沿路都走馬觀花的看了一看。看的不詳細，材料自然獲得的不多。可報告給你的，隻有：
（一）各地方的宣傳工作還不夠。因此，本來是有益的事，卻往往被一些人說成有害，而大家也就不辨虛實，齊聲應和；甚至于實際上已身受其利，而仍故作呻吟，假裝不滿意。譬如：抗戰以來，因外貨難到，所以國貨就應時暢銷。各地方的手工業出品及糖酒煙之類的東西，幾乎都有利可收，日見昌旺。這是實情。可是，有的人竟自會說，抗戰會使物竭民貧，而且言者傷心，聞者悲歎，豈有此理！
再如兵役問題，一般的說來，大家對中央法令都願遵從；出兵抗戰，亦所樂為。可是，有些地方，負責辦事的人，或因不了解法令，或因有意作弊，遂把事情辦糟，而引起怨言。假若宣傳盡力，家曉戶喻，則大義所在，民必樂從，而輿論所指，詭病必減。宣傳不夠，不夠！我們還須努力；努力于實際問題的宣傳，探其病源，以促各方面的悔悟，才算真正作了點事。空虛的激動，作者易流于照填公式，聽者久而生厭。
（二）各地方都很重視‘文協’。推考其因，或因（一）各地方的文藝工作太單薄，所以因希望‘文協’能多有所推動，而重視之。（二）‘文協’的工作雖因人力财力的限制，表現的還嫌不足，可是它本身的團結，确是意誠心熱；十個月來，并沒有鬧笑話與起打。這多少總給社會人士以良好的形象。我們可以說已有了信用，隻須再加努力，我們的前途必是光明的。
在我旅行之前，因總會來渝，中央大學與複旦大學就都有了文藝研究會，與會中取得聯絡，這次在旅途中，有機會講演，我總是講‘文協’的事，為是希望各地方的學校與文藝團體漸漸與‘文協’接近，通力合作。在内江，遇到劉砀叔與梅英諸君，他們打算成立‘文協’分會，不日在理事會當有決定。到成都，周文，劼人，蕭軍，念生，諸先生都早在等待總會來人，（不一定是我，我之到成都不過是碰巧了機會。）開成都分會的成立大會；結果，分會便在一月十四日正式成立。我想以後我們應使文藝界同人少的地方成立‘文協’通信處，同人多的地方成立分會。各地方都有了我們的辦事處，我們的工作才會收廣大的效益。以下再報告幾句‘文協’的現狀：（一）人是越來越多了。在去年八月中，我剛到重慶的時候，隻有十來個人在這裡，簡直沒法辦事。近來可好了，人是日見增多，而且都熱心參加工作。說幾位最近來的吧：王禮錫，陽翰笙，鄭伯奇，李輝英，羅烽諸先生都來了；輝英與羅烽就住在會裡。（二）因為人多了，工作也就增多。我們打算馬上出前線增刊，專載士兵讀物，運發前方。關于介紹抗戰文藝作品到國外，也正在籌備中。伯奇來此，引起大家對西北問題的注意，而馬宗融兄又非常熱心研究回教文化，于是我們打算請他們二位領導，多作些關于這兩方面的文字——希望能出專刊或增刊，使會刊更充實确切一些。（三）籌備改選。三月廿七，是‘文協’成立一周年紀念日，理當改選。這是件繁重的工作。各地方的會員，因戰事關系，今天上東，明天上西，簡直沒法通信；怎樣使他們投票呢？許多會員，通信處既不明，而且至今還未交會費；這又怎麼辦呢？成都，昆明，桂林等處已有分會，事較易辦；散處在偏僻之鄉的怎辦呢；這些問題，我們正在研究，也希望你和你能見到的朋友們想一想辦法趕快告訴我們。”
原載1939年2月16日《文藝陣地》第二卷第九期“文陣廣播”
二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
老舍五月十一日來信：“五三四狂炸，同人等幸無大損失，‘文協’安全。到北碚者有老向等，到南溫泉者有歐陽山、以群等，市内餘人不多，甚難作事。近已接洽妥，‘文協’組織前線慰勞團，可有十人至十五人去慶，留渝者當更少矣。蓬子略受跌傷，無大關系。之的财産燒光，人則安好。我與安娥、周文（适到渝）、清閣等落荒而逃，唯受虛驚耳。我有時到鄉間。時來時往，以免會務中斷。”
原載1939年6月16日《文藝陣地》第三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