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
××兄：
謝謝信。《蛤》集能在内地重印，甚謝！家小年前來渝，小兒女皆“當吃不讓”，食量過其父，而米面之貴，又似乎故意與拿筆杆的開玩笑，故不能不設法把舊作品整理一下，盼能多些收入也。商務的三本，均已重印，銷路尚好；月間收入僅數千元，而支出必須過萬，三書若能得些版稅，或不至全盤垮台耳。
年前割治盲腸，經過尚稱良好，入冬即已略略能寫作矣。不幸，舊曆年後，胃疾大發，日夜水瀉，似“魯爾區”的大閘之被炸毀。消化機器既壞，貧血症乃又乘機而動，頭又昏起來，工作全停。從在醫院治盲腸時，醫生即嚴囑戒酒，故在過年的時候也滴酒未嘗。酒已戒，而胃腸病仍起，真是命該如此！半年未動酒了，見着它便有“口中淡出鳥來”之感，但為了健康，總未敢破戒。前年偶得“文章為命酒為魂”之句，現在應加以修正了。戒了酒身上應是舒服了好多，但不飲則不豪，仿佛失去了生命的爆炸彈似的。
三月下旬去渝，住了整一個月，數月未入城，曾屢函“文協”應允辭去理事之職，以免重誤。可是，朋友不許我辭，反而屢促入城，調整會務。三月二十七日是“文協”的成立六周年紀念，故于二十二日入城，籌開大會。大家決定在四月十六日開會，說是多有幾天的工夫，好從容布置。大會開得很好。文協近二年來，無一日不鬧窮，故事情做得很少。此次年會，蒙政府各機關給予補助，和會員們都掏了腰包，除開支外，還餘下幾個錢，以後的工作或者可以好一些了。現在，大家正發動為貧病文友籌募援救基金。假若我們能得到幾十萬元，專做援助貧病文友之用，或者可以救活幾個人，而減少文藝界人力的損失。
文協年會的次日，大家給我慶祝習作二十年。事前，我曾力辭，因為我知道我并未寫作出過什麼值得誇贊的作品來。不過，大家一定要熱鬧一次，我沒法攔住。在會場上，大家叫我說話的時候，我的淚堵住了我的喉嚨。大家實在是過分的擡愛我。而我并沒能在文藝上有何建樹啊！事後，我覺得應當這麼說：我的文章并無足取，使我驕傲的倒是能有這麼多的朋友！假若友誼是生命的共鳴與共榮，我覺得二十年的苦幹且不管成績如何，并不是沒有報酬的！
關于去蓉的話是有這麼一段曆史的：去年，我聽說家小要由平來渝，我就打算到蓉去接他們。一來，他們可以省走一千裡；二來，家住成都比住在重慶舒服一點。那時候，恰燕大的梅校長因公來渝，他說，“你來教幾點鐘書，我替你找房住。”我接受了這個建議，因為我曉得找房子住是比我幾堂課更難的。可是，家眷來渝的時候我正在醫院裡躺着呢。腸雖已不盲，腹上可有一個洞呢！況且，他們根本沒有路過成都，而是由寶雞直達重慶的。我曾函告他們，既未到成都，那就不須再多此一舉地折回去了。于是，我們便住在了北碚。梅校長曾屢次約我去蓉，我可是不易離碚，身體老不甚好，家中又隻有我這麼一個年歲大一點的男人；我若離家，他們就會不放心我的身體，而我也疑心他們的安全。再說，我的全部圖書全在濟南被敵人搶去，教書而無書，怎麼教呢？隻好等機會吧。假若朋友們有便車，就把我裝到成都去，我想我應當義務地去給燕大講點創作的經驗什麼的，以贖失信之罪。
你囑我寫的稿，我一時交不了卷。今春，朋友們給我慶賀習作二十年，我總覺得有點“虛張聲勢”，因為我沒有寫出過好的作品來。因此，為酬答友人們獎勵的厚意，我決定寫一篇長約數十萬至百萬字的小說，一來稍減虛張聲勢之罪，二來可以專心一志幹活不再像前二年那樣的東一耙西一耙地亂抓，而抓不到什麼像樣子的東西。再說，自從抗戰以來，我隻寫過幾篇不大像話的小說，現在也該破些工夫打算起碼花費二年的時間好好地寫一部比較有分量的東西了。劇本和詩什麼的我都學習過了，成績都不很好。朋友和我自己都以為我還是長于寫小說，所以我這次決定寫個長篇小說，而把劇本什麼的暫時擱在一旁。
這篇長小說是以北平為背景，由七七抗戰起寫到抗戰的第六年。每次我寫小說，差不多總是以一兩個人為主角，以免貪多嚼不爛。這次我将以一條巷子裡的七個院子的人為主角，大概至少也得有四五十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老詩人，中年的畫家，中學教員，拉車的，剃頭的，擺台的，棚匠，票友，歌女，小漢奸女流氓，老寡婦，巡警……這是個大膽的嘗試！如何安置這些人，連我自己也不十分曉得！現在我已寫了十萬字，而人物還沒有介紹出二分之一呢。不過，不管怎樣，我決定寫下去。大概寫到四十萬字，我方能曉得它是“要得”還是“要不得”。假若“要不得”呢，我就把它扔掉，決不落半個淚！萬一有可取之處呢，我就繼續寫下去，希望能在明年年底寫完。玩藝兒是假的，工夫是真的，若真能寫成一百萬字，即使是浪費筆墨，也浪費得勇敢啊！每天，我隻求能寫出一千五百個字來，其餘的時間是用以“思前想後”。短篇小說及雜文，似應一律停寫，以免盆砸啦，罐兒也打了，兩敗俱傷。匆匆祝吉！
弟舍上五·廿北碚
原載1944年6月18日《華西日報·每周文藝（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