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勝利——至于這改革的損益，自然又作别論。
陳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這決戰之後，重整陣容的最穩的方法，他已經不想從根本上斤斤計較字的錯不錯，即别不别了。
他隻問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錯。
他引了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國文字學大綱》來做自己的代表——
“……古人用通借，也是寫别字，也是不該。
不過積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沒有法子強人改正。
假使個個字都能夠改正，是《易經》裡所說的‘傒父之蠱’。
縱使不能，豈可在古人寫的别字以外再加許多别字呢？古人寫的别字，通行到如今，全國相同，所以還可解得。
今人若添寫許多别字，各處用各處的方音去寫，别省别縣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後來全國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這不是一種大障礙麼？……”
這頭幾句，恕我老實的說罷，是有些可笑的。
假如我們先不問有沒有法子強人改正，自己先來改正一部古書試試罷，第一個問題是拿什麼做“正字”，《說文》，金文，骨甲文，還是簡直用陳先生的所謂“活字”呢？縱使大家願意依，主張者自己先就沒法改，不能“傒父之蠱”。
所以陳先生的代表的接着的主張是已經錯定了的，就一任他錯下去，但是錯不得添，以免将來破壞文字的統一。
是非不談，專論利害，也并不算壞，但直白的說起來，卻隻是維持現狀說而已。
維持現狀說是任何時候都有的，贊成者也不會少，然而在任何時候都沒有效，因為在實際上決定做不到。
假使古時候用此法，就沒有今之現狀，今用此法，也就沒有将來的現狀，直至遼遠的将來，一切都和太古無異。
以文字論，則未有文字之時，就不會象形以造“文”，更不會孳乳而成“字”，篆決不解散而為隸，隸更不簡單化為現在之所謂“真書”。
文化的改革如長江大河的流行，無法遏止，假使能夠遏止，那就成為死水，縱不幹涸，也必腐敗的。
當然，在流行時，倘無弊害，豈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實際上，卻斷沒有這樣的事。
回複故道的事是沒有的，一定有遷移；維持現狀的事也是沒有的，一定有改變。
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也是沒有的，隻可權大小。
況且我們的方塊字，古人寫了别字，今人也寫别字，可見要寫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塊字本身的，别字病将與方塊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這方塊字之外，實在并沒有救濟的十全好方法。
複古是難了，何先生也承認。
不過現狀卻也維持不下去，因為我們現在一般讀書人之所謂“正字”，其實不過是前清取士的規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謂“翰苑分書”的《字學舉隅》中，但二十年來，在不聲不響中又有了一點改變。
從古訖今，什麼都在改變，但必須在不聲不響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礙，維持現狀說來了，複古說也來了。
這些說頭自然也無效。
但一時不失其為一種窒礙卻也是真的，它能夠使一部分的有志于改革者遲疑一下子，從招潮者變為乘潮者。
我在這裡，要說的隻是維持現狀說聽去好像很穩健，但實際上卻是行不通的，史實在不斷的證明着它隻是一種“并無其事”：僅在這一些。
三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