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事情，我是不反對的，但也不熱心，因為我以為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麼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這回事。
前幾天在《自由談》上看見陳友琴先生的《活字與死字》，才又記起了舊事來。
他在那裡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寫了誤字，“劉半農教授作打油詩去嘲弄他，固然不應該”，但我“曲為之辯，亦可不必”。
那投考生的誤字，是以“倡明”為“昌明”，劉教授的打油詩，是解“倡”為“娼妓”，我的雜感，是說“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還未必是“曲”說；至于“大可不必”之評，那是極有意思的，一個人的言行，從别人看來，“大可不必”之點多得很，要不然，全國的人們就好像是一個了。
我還沒有明目張膽的提倡過寫别字，假如我在做國文教員，學生寫了錯字，我是要給他改正的，但一面也知道這不過是治标之法。
至于去年的指摘劉教授，卻和保護别字微有不同。
（一）我以為既是學者或教授，年齡至少和學生差十年，不但飯菜多吃了萬來碗了，就是每天認一個字，也就要比學生多識三千六百個，比較的高明，是應該的，在考卷裡發見幾個錯字，“大可不必”飄飄然生優越之感，好像得了什麼寶貝一樣。
況且（二）現在的學校，科目繁多，和先前專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縱使文字不及從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寫錯字的書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質的名目嗎？自然，如果精通科學，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壞，但這不能含含胡胡，責之一般的學生，假使他要學的是工程，那麼，他隻要能築堤造路，治河導淮就盡夠了，寫“昌明”為“倡明”，誤“留學”為“流學”，堤防決不會因此就倒塌的。
如果說，别國的學生對于本國的文字，決不緻鬧出這樣的大笑話，那自然可以歸罪于中國學生的偏偏不肯學，但也可以歸咎于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隻能如我所說：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
改白話以至提倡手頭字，其實也不過一點樟腦針，不能起死回生的，但這就又受着纏不清的障害，至今沒有完。
還記得提倡白話的時候，保守者對于改革者的第一彈，是說改革者不識字，不通文，所以主張用白話。
對于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敵軍，是就用古書作“法寶”，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證明了反對白話者自己的不識字，不通文。
要不然，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還不倒下。
去年曹聚仁先生為别字辯護，戰法也是搬古書，弄得文人學士之自以為識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為那所謂“正字”就有許多是别字。
這确是轟毀舊營壘的利器。
現在已經不大有人來辯文的白不白——但“尋開心”者除外——字的别不别了，因為這會引到今文《
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