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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閑”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後者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隻在弄臣之列。不滿于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卻暗暗的作了關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裡，以見他也有計畫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寝”了。然而雖然并未實際上參與封禅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時，“幫忙”和“幫閑”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末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庸”，卻不“陋”，所以那些幫閑者，文采卻究竟還有的，他們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滅。
誰說“幫閑文學”是一個惡毒的貶辭呢？
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才能不失其為清客。也就是說，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做得出來的。必須有幫閑之志，又有幫閑之才，這才是真正的幫閑。如果有其志而無其才，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而居然不顧臉皮，大擺架子，反自以為得意，——自然也還有人以為有趣，——但按其實，卻不過“扯淡”而已。
幫閑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隻剩了這扯淡。
六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