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選擇，客觀才是對于事物的方法”這些難問題；我隻要說，誠如張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藝上，我們中國也的确太落後。
法國有紀德和巴爾紮克，蘇聯有高爾基，我們沒有；日本叫喊起來了，我們才跟着叫喊，這也許真是“追随”而且“永遠”，也就是“奴隸性”，而且是“最‘意識正确’的東西”。
但是，并不“追随”的叫喊其實是也有一些的，林語堂先生說過：“……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于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
……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學。
”（《人間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兩公，眼睛都有些斜視，隻看了一面，各罵了一面，獨跳猶可，并排跳舞起來，那“勇敢”就未免化為有趣了。
不過林先生主張“求一究竟”，張先生要求“直接了解”，這“實事求是”之心，兩位是大抵一緻的，不過張先生比較的悲觀，因為他是“豫言”家，斷定了“在一千年以内，絕不會見到那些紹介紀德，巴爾紮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紮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的緣故。
照這“豫言”看起來，“直接了解”的張露薇先生自己，當然是一定不譯的了；别人呢，我還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決沒有目睹的希望。
豫言頗有點難。
說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綻。
還記得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手掄雙斧，從《創造》的大旗下，一躍而出的時候，曾經說，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從冷落堆裡提出作家來。
這是好的，雖然勃蘭兌斯曾從冷落中提出過伊孛生和尼采，但我們似乎也難以斥他為追随或奴性。
不大好的是他的這一張支票，到十多年後的現在還沒有兌現。
說得遠一些罷，又容易成笑柄。
江浙人相信風水，富翁往往豫先尋葬地；鄉下人知道一個故事：有風水先生給人尋好了墳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後，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發，請打我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張露薇先生的期限還要少到約十分之九的樣子。
然而講已往的瑣事也不易。
張露薇先生說慶祝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然而那一群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這質問是極不錯的。
我隻得招供：讀得很少，而且連高爾基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幾本也不知道。
不過高爾基的全集，卻連他本國也還未出全，所以其實也無從計算。
至于祝電，我以為打一個是應該的，似乎也并非中國人的恥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實在卻并沒有發，也沒有在任何電報底稿上簽名。
這也并非怕有“奴性”，隻因沒有人來邀，自己也想不到，過去了。
發不妨，不發也不要緊，我想：發，高爾基大約不至于說我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不發，也未必說我是“張露薇的追随者的作家”的。
但對于綏拉菲摩維支的祝賀日，我卻發過一個祝電，因為我校印過中譯的《鐵流》。
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較難于想到，還不如測定為對于高爾基發電的容易。
當然，随便說說也不要緊，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話，對于有一些人卻大概是真的了。
張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識階級，他在同階級中發見了這許多奴隸，拿鞭子來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
但他和他所謂的奴隸們，也隻隔了一張紙。
如果有誰看過菲洲的黑奴工頭，傲然的拿鞭子亂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電影的，拿來和這《略論中國文壇》的大文一比較，便會禁不住會心之笑。
那一個和一群，有這麼相近，卻又有這麼不同，這一張紙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隸和奴才。
我在這裡，自以為總算又鈎下了一種新的偉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藝“豫言”家——的嘴臉的輪廓了。
八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