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M君寄給我一封剪下來的報章。
這是近十來年常有的事情，有時是雜志。
閑暇時翻檢一下，其中大概有一點和我相關的文章，甚至于還有“生腦膜炎”之類的惡消息。
這時候，我就得預備大約一塊多錢的郵票，來寄信回答陸續函問的人們。
至于寄報的人呢，大約有兩類：一是朋友，意思不過說，這刊物上的東西，有些和你相關；二，可就難說了，猜想起來，也許正是作者或編者，“你看，咱們在罵你了！”用的是《三國志演義》上的“三氣周瑜”或“罵死王朗”的法子。
不過後一種近來少一些了，因為我的戰術是暫時擱起，并不給以反應，使他們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後來卻也許會去撥一撥誰的下巴：這于他們諸公是很不利的。
M君是屬于第一類的；剪報是天津《益世報》的《文學副刊》。
其中有一篇張露薇先生做的《略論中國文壇》，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懶，奴性，而忘掉了藝術”。
隻要看這題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記住藝術的批評家了。
看起文章來，真的，痛快得很。
我以為介紹别人的作品，删節實在是極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應該設法流傳，萬不可聽其泯滅。
不過紙墨也須顧及，所以隻摘錄了第二段，就是“永遠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在這裡，也萬不能再少，因為我實在舍不得了——
“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确’的東西，于是便有許多人跟着别人學口号。
特别是對于蘇聯，在目前的中國，一般所謂作家也者，都懷着好感。
可是，我們是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人性，對于蘇聯的文學，尤其是對于那些由日本的淺薄的知識販賣者所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蘇聯的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的話，我們所取的态度決不該是應聲蟲式的；我們所需要的介紹的和模仿的（其實是隻有抄襲和盲目的應聲）方式也決不該是完全出于熱情的。
主觀是對于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于事物的方法。
我們有了一般奴隸性極深的作家，于是我們便有無數的空虛的标語和口号。
“然而我們沒有幾個懂得蘇聯的文學的人，隻有一堆盲目的贊美者和零碎的翻譯者，而贊美者往往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說，翻譯者又不配合于他們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譯’，不得不說文不對題的話，一言以蔽之，他們的能力永遠是對不起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意識’雖然正确了，可是他們的工作卻永遠是不正确的。
“從蘇聯到中國是很近的，可是為什麼就非經過日本人的手不可？我們在日本人的群中并沒有發現幾個真正了解蘇聯文學的新精神的人，為什麼偏從淺薄的日本知識階級中去尋我們的食糧？這真是一件可恥的事實。
我們為什麼不直接的了解？為什麼不取一種純粹客觀的工作的态度？為什麼人家唱‘新寫實主義’，我們跟着喊，人家換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我們又跟着喊；人家介紹紀德，我們才叫；人家介紹巴爾紮克，我們也号；然而我敢預言，在一千年以内：絕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紮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紮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
“我們再退一步，對于那些所謂‘文學遺産’，我們并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對喊‘文學遺産’的人們擔負把那些‘文學遺産’送給中國的‘大衆’的責任。
可是我們卻要求那些人們有承受那些‘遺産’的義務，這自然又是談不起來的。
我們還記得在慶祝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
然而那一群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幾個是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那兒的？……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報》。
我并不想因此來研究“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确’的東西”，“主觀是對于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