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所謂文人，輕個不完，弄得别一些作者搖頭歎氣了，以為作踐了文苑。這自然也說得通。陶淵明先生“采菊東籬下”，心境必須清幽閑适，他這才能夠“悠然見南山”，如果籬中籬外，有人大嚷大跳，大罵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卻“悠然”不得，隻好“愕然見南山”了。現在和晉宋之交有些不同，連“象牙之塔”也已經搬到街頭來，似乎頗有“不隔”之意，然而也還得有幽閑，要不然，即無以寄其沉痛，文壇減色，嚷嚷之罪大矣。于是相輕的文人們的處境，就也更加艱難起來，連街頭也不再是擾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窮道盡。

    然而如果還要相輕又怎麼樣呢？前清有成例，知縣老爺出巡，路遇兩人相打，不問青紅皂白，誰是誰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輕的文人們縱有“肅靜”“回避”牌，卻無小闆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還是用“筆伐”，說兩面都不是好東西。這裡有一段炯之先生的《談談上海的刊物》為例——

    “說到這種争鬥，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的争鬥成績。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醜角，等于木偶戲的互相揪打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别無所有。把讀者養成歡喜看‘戲’不歡喜看‘書’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鬥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賬來若隻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天津《大公報》的《小公園》，八月十八日。）

    “這種鬥争”，炯之先生還自有一個界說：“即是向異己者用一種瑣碎方法，加以無憐憫，不節制的辱罵。（一個術語，便是‘鬥争’。）”雲。

    于是乎這位炯之先生便以憐憫之心，節制之筆，定兩造為醜角，覺文壇之可憐了，雖然“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似乎不但并不以“‘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簡直不登什麼“文壇消息”。不過“罵”是有的；隻“看熱鬧”的讀者，大約一定也有的。試看路上兩人相打，他們何嘗沒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觀者往往隻覺得有趣；就是綁出法場去，也是不問罪狀，單看熱鬧的居多。由這情形，推而廣之以至于文壇，真令人有不如逆來順受，唾面自幹之感。到這裡來一個“然而”罷，轉過來是旁觀者或讀者，其實又并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拟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斷的。所以昔者古典主義者和羅曼主義者相罵，甚而至于相打，他們并不都成為醜角；左拉遭了劇烈的文字和圖畫的嘲罵，終于不成為醜角；連生前身敗名裂的王爾德，現在也不算是醜角。

    自然，他們有作品。但中國也有的。中國的作品“可憐”得很，誠然，但這不隻是文壇可憐，也是時代可憐，而且這可憐中，連“看熱鬧”的讀者和論客都在内。凡有可憐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憐的時代。昔之名人說“恕”字訣——但他們說，對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說“忍”字訣，春天的論客以“文人相輕”混淆黑白，秋天的論客以“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醜角”抹殺是非。冷冰冰陰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麼會有生人氣？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問。有是有的。縱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于“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于“理”的，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以為那一面較“是”，那一面較“非”來。

    至于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彼兌飛說得好：

    我的愛并不是歡欣安靜的人家，

    花園似的，将平和一門關住，

    其中有“幸福”慈愛地往來，

    而撫養那“歡欣”，那嬌小的仙女。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

    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妒在那裡霸着；

    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

    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