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閘北,周圍又複熙熙攘攘的時候了。但卻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叙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紮,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緻,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聽說文學社曾經願意給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裡去,擱了半年,結果是不許可。人常常會事後才聰明,回想起來,這正是當然的事:對于生的堅強和死的掙紮,恐怕也确是大背“訓政”之道的。今年五月,隻為了《略談皇帝》這一篇文章,這一個氣焰萬丈的委員會就忽然煙消火滅,便是“以身作則”的實地大教訓。
奴隸社以汗血換來的幾文錢,想為這本書出版,卻又在我們的上司“以身作則”的半年之後了,還要我寫幾句序。然而這幾天,卻又謠言蜂起,閘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頭鼠竄了,路上是駱驿不絕的行李車和人,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含笑在賞鑒這禮讓之邦的盛況。自以為居于安全地帶的報館的報紙,則稱這些逃命者為“庸人”或“愚民”。我卻以為他們也許是聰明的,至少,是已經憑着經驗,知道了煌煌的官樣文章之不可信。他們還有些記性。
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裡,我在燈下再看完了《
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面的《
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