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王大媽的性格雖不相同，可是都有同樣的高尚的品質，能夠用自己的勞力掙飯吃，不仰仗别人，而且遇必要時會養活别人。
假若王大媽有個瘋丈夫，她也同樣的會負起養活他的責任的。
盡管王大媽膽小，不願出門，可是遇必要時，她也會像娘子那樣去到街頭賣香煙去。
她們的掙紮的力量是無窮盡的，我并沒有把她們寫成典型人物的企圖，可是我深知道，并且尊敬，她們的高貴的品質，所以我能使她們成為在舞台上站得起來的人物。
王、程二家之外，我想出丁家。
男的丁四是蹬三輪車的。
我教他以蹬三輪為業，一來是好教他給臭溝作注解——一下雨，路途泥爛，無法出車，就得挨餓；二來是我可以不費多少力氣便能寫出他來——我寫過《
丁四可比祥子複雜，他可好可壞，一陣兒明白，一陣兒糊塗。
他是生長在都市裡的人，事不順心就難免往下坡兒溜。
這樣，他就沒法不和丁四嫂時常口角，甚至于打架。
丁四嫂也是個“兩面人”：她的嘴很野，可是心地很好；她勤苦，可又邋遢。
她的這些矛盾是被窮困所折磨出來的。
這也就是我創造這個人的出發點——明白了窮人心中的委屈，才能明白他們的說話行事的矛盾。
我給丁家安排了兩個孩子。
在劇本中，這兩個孩子還很小，所以沒有什麼性格上的發展。
在排演時，能被找到的兒童演員都比劇中的孩子大一點，所以導演為他們增多一點事情，以便近情近理。
龍須溝上并沒有一個小雜院，恰好住着上述的那些人；跟我寫的一模一樣。
他們是通過我的想象而住在一塊兒的。
我不是要寫一篇龍須溝的社會調查報告，而是要寫一本話劇，所以我的人物必須負起戲劇的責任。
在我想到這幾個人之前，我已閱讀了好幾篇關于龍須溝的社會調查報告；可是，這些報告并沒能攔住我去運用自己的想象。
趕到我已想出這幾個人物，我才教他們與報告中的資料相結合。
這就是說，我是先想出戲劇性的人物，而後才把他們變成龍須溝的人物。
反之，假若我不折不扣的去寫實，照着龍須溝上的某一小雜院去寫，實有其地，實有其人，像照相片似的，恐怕我就沒法子找到足夠的戲劇性了。
在上述的三家子而外，我還需要一個具有領導才能與身分的人。
蹬三輪的，作零活兒的，都不行；他必須是個真正的工人。
龍須溝有各行各業的工人，可是我決定用個泥瓦工，因為他時常到各城去作活，多知多懂，而且可以和挖修臭溝、添蓋廁所，有直接關系。
就以形相來說，一般的瓦匠都講究幹淨利落，（北京俗語：幹淨瓦匠，邋遢木匠。
）我需要這麼一個人。
這樣，趙老頭兒就出了世。
在龍須溝，我訪問過一位積極分子。
他是一位七十來歲的健壯的老人，是那一區的治安委員。
可惜，他是賣香煙與水果的，想來想去，我把他的積極與委員都放在了趙老頭兒身上，而把香煙攤子交給娘子。
對趙老頭，我教他剛強正直勇敢，而不多加解釋。
這是出小戲，沒法詳細的介紹每一個人的身世與心理，我以為：他既是工人，他就該起帶頭作用，領導作用；若鈎兒套圈兒的啰嗦不休，恐怕倒足以破壞了他的剛直勇敢。
好，我湊夠了小雜院裡的人。
除了他們不同的生活而外，我交給他們兩項任務：（一）他們與臭溝的關系，（二）他們彼此間的關系。
前者是戲劇的任務，後者是人情的表現。
若隻有前者，而無後者，此劇便必空洞如八股文。
“院外”的人物，隻有劉巡長與馮狗子。
劉巡長大緻就是《我這一輩子》中的人物，馮狗子隻是個小流氓而已。
原劇中沒有小茶館掌櫃的，因為我覺得教他混在群衆場面裡也就夠了。
排戲時，添加了他，的确顯着眉目清楚。
想好了人物與他們的任務，寫起來就很快了。
我差不多是一口氣寫完了三幕的。
這，可就難免這裡那裡有些漏洞；經焦先生費心東安一個鋸子，西補一點油灰，它才成為完整的器皿。
不過，我還是用原稿去印單行本，為是保存原來面貌。
我希望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把焦先生的舞台劇本也印出來，兩相參證，也許能給關心戲劇的人一點研究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