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家裡，我手裡拿了五十塊錢。回想起來，那時候的五十元錢有多麼大的用處呀！它使我由濟南走到漢口，而還有餘錢送給白太太一件衣料——白君新結的婚。
白君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在武漢，還另有兩位同學，朱君與蔡君。不久，我就看到了他們。蔡君還送給我一件大衣。
住處有了，衣服有了，朋友有了：“我将幹些什麼呢？”這好決定。我既敢隻拿着五十元錢出來，我就必是相信自己有掙飯吃的本領。我的資本就是我自己。隻要我不偷懶，勤動着我的筆，我就有飯吃。
在漢口，我第一篇文章是給《大公報》寫的。緊緊跟着，又有好幾位朋友約我寫稿。好啦，我的生活可以不成問題了。
倒是繼續住在漢口呢？還是另到别處去呢？使我拿不定主意。二十一日，國府明令移都重慶。二十二日，蘇州失守。武漢的人心極度不安。大家的不安，也自然的影響到我。我的行李簡單，“貨物”輕巧，而且喜歡多看些新的地方，所以我願意再走。
我打電報給趙水澄兄，他回電歡迎我到長沙去。可是武漢的友人們都不願我剛剛來到，就又離開他們；我是善交友的人，也就猶豫不決。
在武昌的華中大學，還有我一位好友，遊澤丞教授。他不單不準我走，而且把自己的屋子與床鋪都讓給我，教我去住。他的寓所是在雲架橋——多麼美的地名！——地方安靜，飯食也好，還有不少的書籍。以武昌與漢口相較，我本來就歡喜武昌，因為武昌像個靜靜的中國城市，而漢口是不中不西的烏煙瘴氣的碼頭。雲架橋呢，又是武昌最清靜的所在，所以我決定搬了去。
遊先生還另有打算。假若時局不太壞，學校還不至于停課，他很願意約我在華中教幾點鐘書。
可是，我第一次到華中參觀去，便遇上了空襲，這時候，武漢的防空設備都極簡陋。漢口的巷子裡多數架起木頭，上堆沙包。一個輕量的炸彈也會把木架打垮，而沙包足以壓死人。比這更簡單的是往租界裡跑。租界裡連木架沙包也沒有，可是大家猜測着日本人還不至于轟炸租界——這是心理的防空法。武昌呢，有些地方挖了地洞，裡邊用木頭撐住，上覆沙袋，這和漢口的辦法一樣不安全。有的人呢，一有警報便往蛇山上跑，藏在樹林裡邊。這，隻須機槍一掃射，便要損失許多人。
華中更好了，什麼也沒有。我和朋友們便藏在圖書館的地窖裡。摩仿，使日本人吃了大虧。假若日本人不必等德國的猛襲波蘭與倫敦，就已想到一下子把軍事或政治或工業的中心炸得一幹二淨，我與我的許多朋友或者早已都死在武漢了。可是，日本人那時候隻派幾架，至多不過二三十架飛機來。他們不猛襲，我們也就把空襲不放在心上。在地窖裡，我們還覺得怪安全呢。
不久，何容，老向與望雲諸兄也都來到武昌千家街福音堂。馮先生和朋友們都歡迎我們到千家街去。那裡，地方也很清靜，而且有個相當大的院子。何容與老向打算編個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幫他們一點忙。于是我就由雲架橋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長沙去的事。流亡中，本來是到處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這麼在武昌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