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還在濟南的時候，因時局的緊張，與宣傳的重要，我已經想利用民間的文藝形式。我曾随着熱心宣傳抗戰的青年們去看白雲鵬與張小軒兩先生，讨論鼓書的作法。
在漢口，我遇見了富少舫（山藥旦）先生，董蓮枝女士，和她的丈夫鄭先生。這三位，都能讀書寫字，他們的愛國心也自然比一般的藝員更豐富。他們的眼睛不完全看着生意。隻要有人供給他們新詞兒，他們就肯下工夫去琢磨腔調，去背誦，去演唱，即使因此而影響到生意（都市中有閑的人們，既不喜新詞兒，又不喜接受宣傳），他們也不管。他們以為能在生意之外，多盡些宣傳的責任，是他們的光榮。
和他們認識之後，我便開始寫鼓詞。
這時候，馮先生正請幾位畫家給畫大張的抗戰宣傳畫，以便放在街上，照着“拉大片”——一名西湖景——的辦法，教民衆們看。這需要一些韻語，去說明圖畫，我也就照着“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臘月好冷天”的套子，給每張作一首歌兒。
在戰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樣的，在抗戰中，寫小說戲劇有用，寫鼓詞小曲也有用。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不管什麼是大手筆，什麼是小手筆；隻要是有實際的功用與效果的，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争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盡力于抗敵；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替槍吧。既願以筆代槍，那就寫什麼都好；我不應因寫了鼓詞與小曲而覺得有失身分。
在馮先生那裡，還來了三位避難的唱河南墜子的。他們都是男人，都會拉會唱。他們都是在河南鄉間的集市上唱書的，所以他們需要長的歌詞，一段至少也得夠唱半天的。我向他們領教了墜子的句法，就開始寫一大段抗戰的故事，一共寫了三千多句。他們都是河南人，所以在他們的書詞裡有好多好多河南土語。他們的用韻也以鄉音為準，譬如“叔”可以押“樓”，因為他們的“叔”讀如北平的“熟”。我是北平人，隻會用北平的俗語；于是，我雖力求通俗，可是有許多用語與詞彙不是他們所能了解的。由這點經驗，我曉得了通俗文藝若失去它的地方性，無論在言語上，還是在趣味上，它就必定也失去它的活躍與感動力。因此，我覺得民間的精神食糧，應當用一個地方的言語寫下來，而後由各地方去翻譯成各地方的土語；它的故事與趣味也照各地方的所需，酌量增減改動，才能保存它的文藝性。反之，若僅用死闆的，沒有生氣的官話寫出，則盡管各地方的人可以勉強聽懂，也不會有多大的感動力量。
這三千多句長的一段韻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可是，我确知道那三位唱墜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誦得飛熟，并且上了弦闆。說不定，他們會真在民間去唱過呢——他們在武漢危急的時候，返回了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