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東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漲就漲一倍的天天往上漲。
我隻好經常穿着斯文掃地的衣服了。
我的香煙由使館降為小大英，降為刀牌，降為船牌，再降為四川土産的卷煙——也可美其名曰雪茄。
别的日用品及飲食也都随着香煙而降格。
生活不單困苦，而且也不安定。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這三年，日本費盡心機，用各種花樣來轟炸。
有時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飛機來炸重慶，有時候隻用每次三五架，甚至于一兩架，自曉至夜的施行疲勞轟炸，有時候單單在人們要睡覺，或睡的正香甜的時候，來搗亂。
日本人大概是想以轟炸壓迫政府投降。
這是個夢想。
中國人絕不是幾個或幾千個炸彈所能吓倒的。
雖然如此，我在夏天可必須離開重慶，因為在防空洞裡我沒法子寫作。
于是，一到霧季過去，我就須預備下鄉，而馮先生總派人來迎接：“上我這兒來吧，城裡沒法子寫東西呀！”二十九年夏天，我住在陳家橋馮公館的花園裡。
園裡隻有兩間茅屋，歸我獨住。
屋外有很多的樹木，樹上時時有各種的鳥兒為我——也許為它們自己——唱歌。
我在這裡寫《劍北篇》。
霧季又到，回教協會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寫以回教為主題的話劇。
我們就寫了《
這劇本，在重慶，成都，昆明，大理，香港，桂林，蘭州，恩施，都上演過。
他是抗戰文藝中一個成功的作品。
因寫這劇本，我結識了許多回教的朋友。
有朋友，就不怕窮。
我窮，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并不寂寞。
二十九年冬，因趕寫《
生活苦了，營養不足，又加上愛喝兩杯酒，遂患貧血。
貧血遇上努力工作，就害頭暈——一低頭就天旋地轉，隻好靜卧。
這個病，至今還沒好，每年必犯一兩次。
病一到，即須卧倒，工作完全停頓！着急，但毫無辦法。
有人說，我的作品沒有戰前的那樣好了。
我不否認。
想想看，抗戰中，我是到處流浪，沒有一定的住處，沒有适當的飯食，而且時時有暈倒的危險，我怎能寫出字字珠玑的東西來呢？ 三十年夏，疲勞轟炸鬧了兩個星期。
我先到歌樂山，後到陳家橋去住，還是應馮先生之邀。
這時候，羅莘田先生來到重慶。
因他的介紹，我認識了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先生，梅先生聽到我的病與生活狀況，決定約我到昆明去住些日子。
昆明的天氣好，又有我許多老友，我很願意去。
在八月下旬，我同莘田搭機，三個鐘頭便到了昆明。
我很喜愛成都，因為它有許多地方像北平。
不過，論天氣，論風景，論建築，昆明比成都還更好。
我喜歡那比什刹海更美麗的翠湖，更喜歡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