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
貴恙已痊愈否？念念。
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藝界的糾紛，我就無緣再親聆教誨，思之常覺怆然！
我現因生活困難，身體衰弱，不得不離開上海，拟往鄉間編譯一點賣現錢的書後，再來滬上。
趁此機會，暫作上海“文壇”的局外人，仔細想想一切問題，也許會更明白些的罷。
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
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為之谄，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為私有，眩惑群衆，若偶像然，于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
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于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後矛盾，錯誤百出。
即如“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口号，起初原是胡風提出來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後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後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号，如此搖搖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
對于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争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
先生是唯恐參加統一戰線的左翼戰友，放棄原來的立場，而看到胡風們在樣子上尚左得可愛；所以贊同了他們的。
但我要告訴先生，這是先生對于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
現在的統一戰線——中國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樣——固然是以普洛為主體的，但其成為主體，并不由于它的名義，它的特殊地位和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現實的正确和鬥争能力的巨大。
所以在客觀上，普洛之為主體，是當然的。
但在主觀上，普洛不應該挂起明顯的徽章，不以工作，隻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以至吓跑别的階層的戰友。
所以，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号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
所以先生最近所發表的《病中答客問》，既說明“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是普洛文學到現在的一發展，又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号，這是不對的。
再說參加“文藝家協會”的“戰友”，未必個個右傾堕落，如先生所疑慮者；況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戰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黃源之流，難道先生以為凡參加“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竟個個不如巴金和黃源麼？我從報章雜志上，知道法西兩國“安那其”之反動，破壞聯合戰線，無異于托派，中國的“安那其”的行為，則更卑劣。
黃源是一個根本沒有思想，隻靠捧名流為生的東西。
從前他奔走于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谄佞之相，固不異于今日之對先生效忠緻敬。
先生可與此輩為伍，而不屑與多數人合作，此理我實不解。
我覺得不看事而隻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
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準。
譬如，我個人，誠然是有許多缺點的，但先生卻把我寫字糊塗這一層當作大缺點，我覺得實在好笑。
（我為什麼故意要把“邱韻铎”三字，寫成像“鄭振铎”的樣子呢？難道鄭振铎是先生所喜歡的人麼？）為此小故，遽拒一個人于千裡之外，我實以為不對。
我今天就要離滬，行色匆匆，不能多寫了，也許已經寫得太多。
以上所說，并非存心攻擊先生，實在很希望先生仔細想一想各種事情。
拙譯《斯太林傳》快要出版，出版後當寄奉一冊，此書甚望先生細看一下，對原意和譯文，均望批評。
敬頌
痊安。
懋庸上。
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給我的一封信，我沒有得他同意就在這裡發表了，因為其中全是教訓我和攻擊别人的話，發表出來，并不損他的威嚴，而且也許正是他準備我将它發表的作品。
但自然，人們也不免因此看得出：這發信者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個要求：希望巴金，黃源，胡風諸先生不要學徐懋庸的樣。
因為這信中有攻擊他們的話，就也報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詭計。
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裡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暗夜裡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的，不就正是這些人麼？這封信是有計劃的，是他們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的新的挑戰，想這些人們去應戰，那時他們就加你們以“破壞聯合戰線”的罪名，“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