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不，我們決不要把筆鋒去專對幾個個人，“先安内而後攘外”，不是我們的辦法。
但我在這裡，有些話要說一說。
首先是我對于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态度。
其實，我已經在好幾個地方說過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卻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誣陷我“破壞統一戰線”，硬要教訓我說我“對于現在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
我不知道徐懋庸們有什麼“基本的政策”。
（他們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幾口麼？）然而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筆，所做的事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這枝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 其次，我對于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态度。
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别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
我也曾經提出過我對于組織這種統一的團體的意見過，那些意見，自然是被一些所謂“指導家”格殺了，反而即刻從天外飛來似地加我以“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
這首先就使我暫不加入“文藝家協會”了，因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們究竟幹的什麼勾當；我那時實在有點懷疑那些自稱“指導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為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别人為“内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衆的利益，而隻借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
我想，我不如暫避無益于人的危險，暫不聽他們指揮罷。
自然，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的真相，我決不願來斷定他們是什麼人，但倘使他們真的志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當，觀念的不正确，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
我對于“文藝家協會”的态度，我認為它是抗日的作家團體，其中雖有徐懋庸式的人，卻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為有了“文藝家協會”，就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告成了，還遠得很，還沒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藝家都聯為一氣。
那原因就在“文藝家協會”還非常濃厚的含有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
不看别的，單看那章程，對于加入者的資格就限制得太嚴；就是會員要繳一元入會費，兩元年費，也就表示着“作家閥”的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
在理論上，如《文學界》創刊号上所發表的關于“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義的；一個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〇年講的話，并以那些話為出發點，因此雖聲聲口口說聯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願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與條件。
這是作者忘記了時代。
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隻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
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
這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線，然而我以為這又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為我們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
另一個作者解釋“國防文學”，說“國防文學”必須有正确的創作方法，又說現在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欲以“國防文學”一口号去統一作家，也先豫備了“漢奸文學”這名詞作為後日批評别人之用。
這實在是出色的宗派主義的理論。
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号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為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
“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