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西的西芥園，是我童年生活最留戀的地方。我在那裡，才得展開新的環境，由家庭初步和社會接觸；我出了家館進了私塾，我于是上學有了學友，遊戲有了戲伴。時候是在宣統二年。
上學，我們想着法淘氣；放了學，我們夜踏墳園試膽，私入花廠偷花，我們說鬼，我們下棋，我們削竹刀扮戲，投石子隔河打架，并且做應時應景的遊戲。好像“玩”也有季節似的，到了某一時，人們拿出球來了；到了某一時，人們拿出毽來了，一唱百合，不邀而同。唯有磕錢，打水牌子，是不分季節的；而最野的，最有趣的，所謂野孩子玩藝，不值大學長一盼的遊戲，是打鞋樁。
找出許多破鞋，“野孩子”們就脫下自己穿的來，堆成一堆；一個人抽簽坐莊，畫個大圈，許多人冒險入圈，從四面設法偷搶莊家的鞋。如在圈内，被莊家踢着，便要替他坐莊。先由一個人驟然一蹴，于是别的人這個跑過來一踢，那個跑過來一踢；直到把圈内的鞋全踢淨，莊家算輸了，要挨打了。
起初我是偷偷的，于冷不防中，進圈猛踢一下罷了；但是越看越眼熱，也學他們冒險攻入圈心來打搶；結果被莊家回身一腳踢着。我做莊了，我這才嘗着坐莊的苦惱；他們尤其是大個的，從你背後推一把，搡一把；踢一下，打一下，這個誘你來追，那個就打後面來偷鞋。我在圈中如猴似的，東張西望，應付不暇，窘到極點；終于被人搶的一隻鞋不剩，挨打了。
我們還有固定的戲伴。我的戲伴分為兩派，一派是大學長，二學長，專做說故事，扮戲出的遊戲，和放風筝，下象棋等高等遊戲。另外還有兩個拉東洋車家的孩子，一姓李，一姓韓，是我的把兄弟，小孩子沒有階級心理的。
桃園結義的故事深入人心。記得我已能讀《史記》和林譯小說，梁任公的論文了，而一個親戚尚且問我：“會看《三國》了麼？”她當然不是說陳壽的《三國志》，而是所謂《三國演義》。結義拜盟，不是同胞而呼兄喚弟，恐怕是中國人獨有的習俗。這習俗不見于先秦記載；《左氏春秋》、《史記》、《漢書》，仿佛隻說過“刎頸交”。
桃園結義雖非史實，但我想結拜之風大概真是始于季漢三國；馬良與諸葛亮書，曾稱為“尊兄”。這分明是亂世結納的一種方式，正如認幹爹爹起于董卓呂布，而盛于殘唐五代一樣。幾個人地位相等，共圖富貴，就結盟為兄弟；如果是一個闊人，邀買屬下，他就“誓為父子”，把部将收為幹兒子。
史書上所見，唐宦官仇士良輩都是這樣對待死黨；蜀王建也是以太監為幹爹，而當了節度使，後來割據稱王。小說上李克用的十三太保，也是這麼樣，反映出“勢利交”的姿态，從而看出中國人的家族制在社會上很有力量。
于是小孩子富于模仿性，我們這幾個小學生也結義了。照小說行事，弟兄們不結拜在桃園，而在墳園，也插草為香，堆土為爐。但誰當大哥呢？可就有了問題。
初和我結拜的是那個姓李的，他先問我幾歲，問明我十二歲，他就說他十三歲了。比我大，他當然是老大哥了，而我是二弟。後來又加入姓韓的同學，他比我們倆都大，十四歲了，當然李改排行二，我改行三了。然而李不願意，他忽然又縮小了一歲，他一定要當老三，逼我做二哥。我不明白這是為何。
随後才聽說當老二不好，要倒黴的。怎麼呢？第一，小說上的老二都是壞人，《包公案》上老包的二哥是個奸惡無比的東西，《天河配》牛郎的二哥也不是好小子。有一個緣故，頂好頂好的二哥是關雲長，可是沒有腦袋，劉關張是他頭一個沒了命。并且，歌謠還說：“打頭一支箭，打二王八蛋……”
後來怎樣，我記不得了。大概不久我們就扒了香頭，先是姓韓的跟我打起架來。我一怒當面罵他：“韓四姐，在四面鐘！”四面鐘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并不明了，但我們親眼看見韓的父親那個拉東洋車的莽漢，親自拉着他的女兒回芥園，就是所謂韓四姐者，小腳，擦粉，白綢衫，仿佛很美。
姓韓的同學果然最惱“四面鐘”，“四姐”；甚至于“四”字都忌諱着，不許人說，一說就打架；正與我那時避諱頭上那塊秃疤一樣，（現在可是用分頭遮蔽住了）所以，我們揭根子，就掀起小辮來了。并且因為“四姐”雲雲，被幾個小同學堵着韓的門口亂喊叫，韓的父親終于找到學塾來了。
嗣後我父親知道了，不許我和洋車夫的兒子拜把子了，比如開糧店的周文元，開面鋪的單××，那是可以結交的。但小學生的心理，是不論學生的家況的，論得是學生個人在塾中活躍的地位。我還是跟大學長羅××，二學長都××很要好；我以為我們是學問上的朋友，我們一塊兒看《三國演義》。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