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鑄學塾，我和一個姓楊的同學，最承塾師呂允文先生看重。許多同學不是拉東洋車的兒子，就是賣煙卷的弟弟，我和楊卻是仕宦子弟。而且，這些拖小辮的小動物能夠模模糊糊的看《聊齋》的，也隻有我和楊。
呂先生所給我的恩惠很大：第一，他給了我一些私塾所沒有的知識；第二，賴這知識縮短了我的學齡，不緻十六歲才入高小。初入塾時，我的海軒大哥隻許我念《龍文鞭影》，我的侄兒念《三字經》；呂先生卻勸誘我讀國文，算筆算。我那時好像也并不以為然；我以為像我那大的歲數，還念四字一句的小書，乃是羞恥。可是念那種畫着小人的國文，也不能算是正經書。
我的心理正如一般同學，必像大學長那樣寫白折，念告子，才算是最高的程度。“多大了？”十二了；“念甚麼了？”念國文了，這是多麼難堪的問答！人一問，我立刻赧然了。
呂先生卻逼我讀國文，說這個好。快放學時，又從《筆算數學》中選三五道算題，叫我們六七個特達的學生抄題演算，這倒深感興味。随後，又教我們作文。有着冷笑的口角的大學長卻鄙薄我們這幾個，他是不屑于作文演算的，他開講尺牍句解，學寫信，和打珠算歸除。
呂先生額寬颔笑，有着很大的前腦，三十多近四十的人了。每天到塾極早，學生還沒來多少時，他就念《東萊博議》，閉目搖頭，高聲朗誦，很有神氣；但是他常伏案晝寝。他又好嘔氣，來不來的就寫狀子，要告誰。他的策論是很好的，北馬路勸學所的塾師月課，他每回考第一，可得兩元錢的獎勵。是一篇論文，四道算題；因此我們的學塾，被稱為改良私塾，并且有一塊黑闆在塾中牆上。
呂先生很有天分，據說他初來時，連阿拉伯字母還是學生教給他的；但到我入學時，他已經算雞兔分桃等算法了。
一次，勸學所考試私塾的學童，同學三四十人中，我們有七個人被報名應考。赴試時，大學長以一種冷诮的姿态譏笑我們。他是不去的，他的面孔口角總像蘊着冷笑，以此我們怕他，然而又羨慕他的高傲。他叫羅××，廚師的兒子，後來做了皮鞋莊的學徒。
我們應考的七君子，結果大敗而回，隻有姓楊的考了中等，六十分。我們全吃“丁”，然而還很得意，“我們考去了。”姓周的同學，（他的父親挑鮮果挑，我們叫他獨流罐子，不過因他是獨流人。）拿那本發回來的試卷，上标三十幾分，美嘻嘻的故意的裝作無意給串學房的小書販看，以取得書販的稱揚。
轉年我們又去考。考罷，先生問我們題目，答案，一一加以推測。楊的功課最好，他本是初小校生轉入私塾的，可又犯了他的老毛病，除法遇到除盡，末位總多加一個零。呂先生逐一品測之後，許我以優等（乙等）。
榜出了，意外得很，楊反是優等，而我考中最優等；不但最優等，而又是第一名一百分（時在宣統三年十一月）。先生喜極了。其實，我那時“虛度十二歲”，實歲也已十一了，而考的卻是初小二年級，我作的那文，還脫不了“有兄弟二人，一日出遊，見某物某事，弟曰如何，兄曰不可……”但是我竟會一等第一名，而且一百分，甚至到南方投效的我父也從報上看見了。父親是有谀兒癖的，把報保存許久，時時對師爺們說。
到授獎之日，初小四年級第一名有獎品，初小三年級第一名也有獎品，是些較精緻的東西，墨盒字帖紙筆之類。到了我這初等二年級的第一名了，卻是兩支筆，一塊墨，一疊仿影，一大疊仿紙，抱起來比誰的獎品都顯着多。發獎的戴眼鏡先生還問了我幾句話，姓甚麼？某人就是你麼？你幾歲了？當我說出我十二了，我也不由赧赧的臉一紅。十二歲才在初等小學二年級，未免丢人；然而考第一，又未免美啧啧的。
先生歡喜，自幸教學有方，七個弟子都及格！于是領獎回來，我們到戲園看戲去，陸福來的《鐵公雞》；又到小飯館吃湯面餃子。
回來，到劉先生那裡去，（是一位老八股塾師）見了我。劉先生笑嘻嘻高舉雙手道：“恭喜恭喜！”我惶然失措，也沒有還揖，呐呐的也沒有說出一句整話來。這學塾的大學長趙世傑也向我道賀。（他曾和我在我們私塾英文夜班同過學，但隻一個月）這一回他也考去了，他十七歲，考初小四年級，列入優等七十幾分。
次年（民元六月）呂先生又教我們去考。這一次放榜，我考了個最優等九十七分，名次忘了，大概是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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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民元離開西芥園，到北京考入學校，高小一年插班。我所以能夠插班，不緻功課跟不上，這就是呂先生的好處。我還常常給呂先生寫信。到高二時，我們同學做謎語遊戲，呂先生還給我作了許多謎語寄來。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以上的事，地在津西芥園，年在十一至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