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懼怕進步，生存态度即極端妨礙進步。
對進步惶恐與厭惡，因之詛咒它，诋毀它，盲目耗費力量極多。
倘如把這點抵制進步的力量轉移到另一相反方面去，中國便不會像當前情形了。
試從中國兩年近事取例：山東的韓複榘，妄想用一部《施工案》統治一省，用極端保守方式支持他的政權，不知國家為何物，結果戰争一起，局面一變，組織崩潰，誤國殃民，自身不保。
廣西的李、白兩人，眼光較遠大，凡事知從大處看，肯從大處注意，對内政建設一切用近代技術處理，抗戰期中，成績昭著，足為全國模範。
保守與進步不同處，它的得失，從上述兩例，即可明白了然。
對保守情緒作進一步觀察，我們便知道它原來與“迷信”有關，同發源人類的自私與無知，魯濱孫在他的《心理的改造》一書中認為這是人類蠻性之遺留。
他說：
研究原始人生活特質的人，往往驚訝其根深蒂固的保守性，不必要的束縛個人自由和絕望的慣例。
人類和普通植物一樣，每易一代一代因循下去，其生活與祖先生活無異。
必有強烈的經驗逼迫着他們，方能使其有所變革，并且每易藉端回複到舊習慣。
因為舊習慣比較簡單粗陋而自然——總之，更與他們的本性和原始性相近。
現在的人往往以他的保守主義自驕，以為人類是天生好亂的動物，幸有遠見保守派所阻遏，而不知正與事理相背馳。
殊不知人類天生是保守的，好作繭自縛，阻撓變革，畏怖變革，緻使他們自生存以來，差不多全部時期處于一種原始狀态中，而至今猶有人在這種近代社會中，維持各種野蠻的習慣。
所以根據什麼主張或什麼教條的保守家，在态度上是毫無疑義的原始人。
這種人進步的地方，隻在他能夠為保持舊心境随時舉出若幹好理由來罷了。
這位先生談的是世界人類問題，針對的是從支配世界頑固保守者、強權者，所以說到進步，他還以為隻要這些人觀念上能有所變革，人類就幸福多了。
他說的雖是世界，拿來給中國人看倒也有一二點似乎很相似處。
他的希望，是人們對于自身行為及其觀念上的改變，以為隻要觀念一改，國家的誇大，種族的仇視，政治的腐敗，以及一切缺點，必都可望降低至危險點以下。
困難或許是觀念的改變。
所以斯多噶派的古諺說：人們感受的痛苦，實起因于他們對事物的意見，而非由于事物本身。
我們國人的弱點，也很可說正是做人的意見不大高明。
社會由于私與愚而來的保守家到處存在，他們的意見成為社會的意見。
所以三十年來的中國，在物質方面，雖可從沿海各地工商業物品競争摹仿上，見出一點進步，在負責者作公民的态度上，情形就令人懷疑。
尤其是一種頑固保守家，經過一度化裝，在新的社會組織裡成為中堅以後，因對于任何進步理想都難于适應，感到惶恐，對進步特殊仇視，“進步”在中國更容易成為一個不祥的名辭。
人類天性是易于輕信，且容易為先人印象所迷惑，受因習慣例所束縛的。
尤其是中國這種社會，至今還充滿了鬼神的迷信，大多數讀書人還在圓光，算命，念佛，打坐，求神，許願種種老玩意兒中過日子。
大多數人都習慣将生命交給不可知的運與數，或在賄賂，阿谀交換中支持他的地位，發展他的事業。
從這麼一種社會組織中，我們對于進步實無希望可言。
年青人都渴望進步，一切進步不能憑空而來。
譬如種樹，必有其生根處。
統治者便于治理，中産者便于維持，薪水階級便于生活，守常成為當然的趨勢。
進步種子放在守常土壤中，即生根發芽，生長得也實在太慢了。
這事從中國教育即可看出。
普通教育的目的，應側重在養成大多數良好公民的人格和知識。
一個人對于國家得到公民權利以前，先知所以盡國民義務。
愛國家，知大體。
對職務責任不馬虎苟且，處世做人時知自重自愛。
不幸之至，教育收成正恰得其反。
中國農民中固有的樸厚，剛直，守正義而不貪取非分所當得種種品德，已一掃而光。
代替這種性格而來的特點是虛僞與油滑：虛僞以對上，就成為面谀。
貌作恭順虔敬，其實無事不敷衍做作，毫不認真。
油滑以馭下，則成為無數以利分合的小團體競争。
有一點相同，即上下一緻将無知平民當作升官發财對象，切實奉行老子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刍狗”格言。
三十年來的新教育，成就了少數專家學者，同時便成就了多數這種壞人。
受教育者有許多尚不知公民道德為何物，尚不配稱為良好公民，卻居然成為社會負責者。
這些人堕落了國家的地位，民族的人格，自己還不明白。
因為社會上這類人占有相當多數，所以一切使民族向上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