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畢，無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若有相之者。
五越月，功告成，而吉當普以監察禦史召，省台上其功，诏揭扌奚斯制文立碑以旌之。
是役也，凡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役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軍居其二千。
糧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者六萬有奇，油半之，鐵六萬五千斤，麻五千斤。
撮其工之直、物之價，以缗計者四萬九千有奇，皆出于民之庸，而在官之積者，尚餘二十萬一千八百缗，責灌守以貸于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及淘灘修堰之費。
仍蠲灌之兵民所常徭役，俾專其力于堰事。
泾渠
泾渠者，在秦時韓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為渠，并北山，東注于洛三百餘裡以溉田，蓋欲以罷秦之力，使無東伐。
秦覺其謀，欲殺之，鄭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利。
”秦以為然，使迄成之，号鄭渠。
漢時有白公者，奏穿渠引泾水，起谷口，入栎一陽一，注渭中，袤二百裡，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
曆代因之，皆享其利。
至宋時，水沖齧，失其故迹。
熙甯間，诏賜常平息錢，助民興作，自仲山旁開鑿石渠，從高瀉水，名豐利渠。
元至元間，立屯田府督治之。
大統八年，泾水暴一漲，毀堰塞渠，陝西行省命屯田府總管夾谷伯顔帖木兒及泾一陽一尹王琚疏道之，起泾一陽一、高陵、三原、栎一陽一用水人戶及渭南、栎一陽一、泾一陽一三屯所人夫，共三千餘人興作，水通流如舊。
其制編荊為囤，貯之以石，複填以草以土為堰，歲時葺理，未嘗廢止。
至大元年，王琚為西台禦史，建言于豐利渠上更開石渠五十一丈，闊一丈，深五尺，積一十五萬三千工，每方一尺為一工。
自延祐元年興工，至五年渠成。
是年秋，改堰至新口。
泰定間，言者謂石渠歲久，水流漸穿逾下，去岸益高。
至正三年，禦史宋秉亮相視其堰，謂渠積年坎取淤土，疊壘于岸，極為高崇，力難送土于上，因請就岸高處開通鹿巷，以便夫行，廷議允可。
四年，屯田同知牙八胡、泾尹李克忠發丁夫開鹿巷八十四處，削平土壘四百五十餘步。
二十年，陝西行省左丞相帖裡帖木兒遣都事楊欽修治，凡溉農田四萬五千餘頃。
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書參議孛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直至西山石峽鐵闆開水古金口一百二十餘裡，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至高麗莊，合禦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内輸納。
是時，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
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許有壬言尤力，脫脫排群議不納，務于必行。
有壬因條陳其利害，略曰：
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為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将金口下閉閘闆。
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沖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将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
至順元年，因行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過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工部官并河道提舉司、大都路及合屬官員耆老等相視議拟，水由二城中間窒礙。
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自來未嘗有漁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驗也。
且通州去京城四十裡，盧溝止二十裡，此時若可行船，當時何不于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卻于四十裡外通州為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縱有沖決，為害亦輕。
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
此水一性一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幸于萬一？若一時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沖決之患。
且亡金時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遺迹，安知非作而複辍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閘，必緻走水淺澀，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緻淤塞，每年每月專人挑洗，蓋無窮盡之時也。
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壩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
此議方興，傳聞于外，萬口一辭，以為不可。
若以為成大功者不謀于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
議既上，丞相終不從，遂以正月興工，至四月功畢。
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茔，夫丁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赀，卒以無功。
繼而禦史糾劾建言者，孛羅帖木兒、傅佐俱伏誅。
今附載其事于此，用為妄言水利者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