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自語，她那一對忠貞的、無私的、愛戀的目光就給了你一道光亮，使你能把自己料理出個頭緒。
銀河悄悄地在夜空轉了方向，時間不知不覺從他的絮語中流走，夜風沙沙地刮過水稻田和玉米地，送來一陣陣稻花和嫩玉米的甜香；成熟的小麥點頭晃腦地，似乎也聽得津津有味。
拉炭的汽車還沒有來，可能是司機喝醉了酒。
終于，他沉默下來，抱着一種剛痛痛快快地洗完熱水澡的舒暢心情，眯着眼枕在她的腿上。
他有了一個知心人，他能把所有的心思告訴她；他的話說完了，他的靈魂也得救了，他的兩重性格在她的懷裡重新統一起來。
他堅定地相信了自己不是“半個鬼”，而是一個人！
這一個男人和這一個女人，第一次愉快地體驗到，有比肉欲更高、更惬意的享受；這一對沒有多少文明知識的莊戶人，第一次欣喜而新奇地發現，兩顆心合在一起比兩個肉體摟在一起更為美好。
她最後的一句話是：“你等着我回來。
”
這樣一段本來應該是刻骨镂心的回憶，由于以後的一個巨大沖擊，反而像被磨損的影片一樣模糊不清了。
現在，當時的全部過程已經不可能再以清晰的圖像在他腦海裡重現。
因為那已化成了他胸腔中最脆弱的一個病竈，略微一觸，就會使他全身痙攣起來。
驢車現在走下了高坡，夾闆上的麻繩陡地拉得筆直，皮脖套也吱吱地叫了起來。
毛驢不情願地擺了擺耳朵，想了一想，隻得仍然不緊不慢地拉着車子向前，這時，古道彎向了河邊，這一段河灘上沒有茂密的蘆葦，在月光下能一直看到對岸的沙坡。
深藍色的沙坡筆直地向南北兩邊伸展，沒有起伏，也沒有止境，風從沙坡那邊刮來，帶來一股河水清冷的潮氣，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當天晚上，司機喝醉了酒，第二天清早，車才路過他們五隊的莊子。
她坐車走了。
那一天，“糧食工廠”停了工，莊子上空前地寂寞冷清。
她告訴他頂多去三天，可是，五天，十天，半個月過去了，她仍杳如黃鶴。
他越來越焦灼不安，并且直覺地感到出了不幸，他進城去鑽天覓縫地尋找她。
她所說的群衆來訪接待站門前排着長龍。
頭擱在西門，尾巴一直拖到護城河橋頭。
臉色憂郁、陰沉和憤慨的人們在隊伍裡互相探詢案情，打聽消息，嘈嘈叨叨，熱鬧得就和自由市場一樣。
他擠進接待站，工作人員仿佛被無數痛苦的申訴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對這麼一個農村婦女毫無印象。
他以為韓玉梅走進城來，人人都會看她兩眼，可偏偏人人都沒看見過她。
第二天，他拿來賀立德的條子找着接待站的負責人。
這個負責人過去是賀立德的部下，搬出一大摞小本子，幫他從她離開莊子那天一直查到當天，沒有一個叫韓玉梅的上訪者。
他去找司機。
司機是他管轄下的九隊一個社員的女婿，人很老實。
據司機說，因為她跟他老丈人在一個大隊，所以特别關照，那天早晨開着車直接把她送到西門。
她看到接待站門前那麼多人，曾猶豫了一下，司機勸她先去吃飯，她說不，先排上号再說。
司機又告訴她他家的地址，叫她中午到他家吃飯，沒住的地方，晚上還可以跟他女人睡在一個床上，中午，她真的找來了，挺高興地說有一個過去在什麼工廠受了處分的人很熱心，幫她把号挂上了。
還說，要是省裡不解決問題，還準備上北京哩。
一上午，她好像就增長了不少關于上訪和落實政策的知識，表現得很興奮。
臨走，還跟他女人說好晚上來睡。
他女人挺喜歡她，說她是個憨厚的莊戶人，又是一個大隊的鄉親，特地給她換了新床單，鋪了幹淨褥子。
可是晚上她沒來，從此也就不見了。
他們兩口子還以為她回莊子了哩。
既然挂上了号，為什麼登記簿上沒有呢？問司機，司機除了“什麼工廠受過處分的人”幾個字外，提供不出任何東西。
他喪魂失魄地在省城轉了兩天，要不是賀立德和劉衛青極力勸阻他，他就上北京了。
不過，老賀還是夠朋友的，動用了自己所有的關系幫他尋找線索，第四天，賀立德告訴他，公安局軍管會的通報上說，半個月前，鹽海灣鐵路旁邊發現了一具無名女屍，從歲數、身材、發式上看，極像他要找的韓玉梅——老賀早已忘了韓玉梅就是他曾想逮捕的“壞人”，還以為是他魏天貴的一門親戚哩——叫他去一趟鹽海灣。
鹽海灣是去北京途中的一個大站。
他拿着省“紅革造”的介紹信找到鹽海灣公安局軍管會的負責人，負責人很認真地接待了他，說女屍已經焚化了，又沒留下一點遺物可供證明身份，隻拍了幾張照片。
但因為在扭打過程中面部被擊傷，所以面部特征也不太清楚……他拿着幾張女屍全身的、頭部的、正面的、側面的照片，越看越像，别的話他都聽不進去，隻聽見自己耳朵裡清清楚楚地回響着撲通撲通的心跳聲，最後，一下子暈倒在公安局的辦公室裡……
他又回來了。
在火車上，他就心焦火燎，兩隻拳頭攥得緊緊地，替火車頭暗暗加勁：快呀！快呀！快呀……他還不知道他已經像頭老狼：硬發高奓，兩眼血紅，滿腮胡茬，一臉兇相。
同車的旅客看着他，心驚膽戰，都以為他不是武鬥裡逃出來的兇手，就是越獄的犯人。
他要喝水，但畫着鐵路路徽的茶缸老在他牙齒上磕碰，水灑了一身，卻喝不進嘴裡，他就這樣帶着兩片燎了泡的嘴唇回到莊子。
回到莊子剛剛天黑，他沒有進家，一口氣跑到那塊麥田，一頭栽在他們倆曾在一起的田埂旁邊。
麥子已經割過了。
麥田上隻剩下短短的麥茬和被割去頂端的首蓿。
他跪在已被烈日曬得闆結的麥田上，在他們倆坐過的地方爬來爬去。
同時，死命地揪着首蓿、揪着麥茬，把它們連根拔起來，用堅實的牙齒嚼着、咬着、撕着，牙齒和手指都滲出了鮮血。
他要哭，卻沒有眼淚。
他的喉嚨裡隻能發出陣陣暗啞的嘶嘶聲。
初升的月亮照着他：他像一頭得了噎食病的老熊，伏在地上對着田埂幹嘔。
他在那裡趴了一夜，天亮時，出工的社員才發現他……
他也抱過她還會回來的希望。
尤其在一九七一年，上面發下來一份多少多少号文件，說是四川和廣西竟有拐騙婦女的集團，一鞭子吆好幾十，趕到缺少婦女的地方去賣。
這曾激起了他很大的幻想，但若幹年過去了，她仍杳音訊。
從此，那塊麥田——僅僅是那麼巴掌大的一點，就和他老媽的墳墓一樣，成了他心中的一塊聖地。
不管什麼學大寨、造平原、開溝渠、鋪農田，他利用自己的職權始終沒有在那裡動過一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