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
星期六下午兩點一刻抵達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台灣，那時在教書，星期一有課，我不願請假，也沒有必要特别去調課，回來就是了。
是香港廣播電台邀我去錄音的，我的答應去，裡面暗藏着私心——去了可以看見金庸夫婦還有倪匡。
電台說，抵達的晚上要請客，要些什麼朋友趁此機會見見面呢？我不敢說他們請得到金庸，可是就算電台不請，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
他一定管我一場好飯。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
這場結緣的經過，因為未得查先生同意，寫稿時夜已深了，不好打電話去吵擾，就此略過。
讓我放在心靈的深處每日感恩就是。
話說電台邀我去做訪問，以為隻是訪一場，覺得又有飛機坐、又有旅館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沒有想到抵達機場，獻花完畢之後，以為可以直赴旅館休息打扮再工作，沒想到就在那半天；包括吃晚飯的時間在内，電台給我預排了結結實實六個不同單元的節目，叫我全上。
可怕的不是英文訪問，怕的是那個比法文還要難的廣東話。
飯局上和查先生夫婦、倪匡匆匆一見，就接着再做另外四場訪問。
香港人工作起來好似搶人命，可是，做得真真紮實，包括“脫口秀”。
我原先隻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沒想到第一個下午到深夜，都沒給人喘口氣的機會。
第二天我起了個早，穿上牛仔褲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
我下樓，交出鑰匙給旅館，提起背包正想開溜，兩個女記者不知什麼時候就像衛士一樣的把我夾在中間了。
“不行，一定不行，你們不是香港電台的。
隻有一個早晨了，我去‘行街’，請給我一點點自由。
”說着說着就想哭出來了。
最恨他人不給自由，而我，好似從來沒有去妨礙過任何人的自由過，這很不公平。
“隻要一小時。
”她們笑着笑着，看了也怪可憫的，因為那是一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