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冶萍交到日方手中，“能否出于迅速，以免夜長夢多”，“鄙見總以秘密速辦為第一要義”。
【17】日本很“關心”盛宣懷的健康情況，估計他“肺病咯血，今後隻能活五後”，恐怕五年以後，“别以取代，關系突然變化，購買鐵礦石的事就要落空”。
所以力争在盛宣懷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把貸款一筆一筆敲定。
出于私利的盛宣懷也就一步一步地投進日本人的圈套，使漢冶萍陷于日債而不能自拔，最後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直到抗日戰争結束才被國民政府收回。
事實表明，一個由官僚買辦階層主導的洋務運動，要取得成功是難以想象的。
正如毛澤東所論述的：“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本主義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庸于帝國主義的。
”
鋼鐵企業需要大規模融資，在喪失金融主權的情況下，隻能大舉外債，最後落入别人的掌中。
如果漢冶萍在日本的話，它的債券和股票可以直接向中央銀行的特别貼現窗口進行融資，也可以由财閥銀行提供貸款，政府還會用關稅的辦法，擋住外國鋼鐵的競争，如此重要的核心企業，政府無論如何都會全力支持。
而在中國呢？大清帝國的中央銀行，即1905年成立的大清銀行，沒有意願，更沒有能力幫助漢冶萍。
當時中國的貨币尚未統一，大清銀行發行的紙币不可能有公信力。
商業銀行體系處于初創期，資本積累遠非雄厚。
上海的股票市場更是投機者的天下，沒人會對如此規模的超級重盤股感興趣。
錢莊規模太小難以成事，票号不思進取故步自封。
在惡劣的金融生态環境中，漢冶萍是難以存活的。
工業是創造社會财富最重要的核心部門，大規模的銀行信用擴張，如果不與最能産生巨大效益的工業相結合，遲早必會爆發通貨膨脹。
日本的經驗與中國的教訓再次說明，金融是國家的核心命脈，失去金融主權，就不可能保住國家主權和經濟命脈的控制權！
明治維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國力猛增，更重要的是，極大地刺激了日本擴張的沖動。
而中國的洋務運動貌似熱熱鬧鬧，卻完全經不起戰争的考驗。
當中國和日本迎頭相撞時，洋務運動的“西洋鏡”立時碎成了曆史的沉渣。
甲午戰争，給中國和日本都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曆史印迹。
中國不再是從前心氣高傲的天朝上國，而是迅速淪為列強的待宰羔羊；日本也不再是過去安心孤島的藩鎮小國，勝利的狂歡與征服的欲望使日本滋生了掌控世界霸權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