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方面時，涉及到一些抽象的想象，要麼用成語，要麼沒話，對這種大話的運用，我本身就有限制，不能像有人那麼輕車熟路，運用自如。
而且"文革"時找們表達感情都是誇張的，我們不知道具體的細微的事物才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我們隻是在對巨大的抽象的事物表達熱愛。
這種語富用在日常生活中，因為其巨大而顯得可笑。
老俠：當代作家中，你是純粹從當代口語中提煉文學語言的極少數之一，而且比較成功。
從當代口語中提煉文學語言非常困難，因為我們的當代語言已經被政治強暴得隻剩大話和空話了。
但你卻用一種民間的近乎油滑的智慧亵渎了這種紅色的暴力的語言。
大話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的實際情感無關，而我們就隻有這種大話。
要麼，我們全失語，找不到表達的真實方法，要麼，我們就開玩笑，把那些貌似崇高的東西作為笑話講給别人聽。
笑，特别是反諷式的幽默，很容易使莊嚴的面目在輕松的對話中威嚴掃地。
在禁忌滲入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時，人是不會真正開心一笑的。
嚴肅、闆起面孔、黃土地般的深沉……人們對你的小說感興趣，與其說是你寫了那些痞子，不如說是你那種近于政治笑話、文化笑話的語言，有時在某個特定的場合這種笑話是紮人的，紮得特别狠，而你明知它紮人卻還要笑。
王朔：那時我覺得陸文夫的小說文字好看。
前幾年我又重看一遍，我發現如果拿掉"文革"語言，他的小說文字其實很蒼白，沒法看了。
你所說的劉白羽、楊朔他們在表達感情時的腔調是誇張的，大多數人都這樣。
包括張承志的《黑駿馬》也有這個問題，表達誇張的情感大家駕輕就熟，甚至可以說有這個傳統。
老俠：絕對是傳統，看看漢大賦與古代的所有墓志銘以及各類封号，從根上我們就是個大話空話的民族，"文革"隻不過是這傳統的登峰造極。
不，我都不敢說"文革"是登峰造極，因為這傳統還有很強的生命力，說不定哪天它又火了起來，又弄出個比"文革"還要"文革"的大話時代。
我們現在的精英們就在用另一種腔調說大話，像張承志的抵抗文學的那種大話，像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那種大話，像《刺秦》中的那種大話，像李澤厚等人的中國文化将拯救人類的那種大話，不過是用舶來的詞彙與說法重新包裝了一下。
王朔：現在我看到的一些文字在逐漸擺脫這類大話，但痕迹還是能看出來的。
後來的劉震雲、池莉等新人出現後，大家都說他們的文字"白"，雞毛蒜皮的事不可能太大話。
當然我認為劉震雲的文字并不白，還是有一些韻味的。
我想可以将後來的文字分為兩種：一種是感情外露的，很激情的，比如流行的報告文學。
一種是平靜的很内向的，比如我覺得現在呢，王安憶的小說文字就不激情也不張揚，她的文字有分析的味道，也挺好看，并不是簡單地說事兒。
五十年代那批作家，王蒙、張潔等還有一種戰鬥性和鋒芒所在。
但其它如叢維熙、劉心武等，我有種感覺，作者有勁使不上。
他們的姿态很前傾，可是文字又幫不上忙。
但誰知道呢？硬撐着寫下去，沒準兒就撞上了，老樹抽新枝什麼的。
老俠：還得講講口語。
你的北京口語不是地道的老北京，你們軍隊大院的孩子是屬于新北京。
你們的腔調是京味的，"兒"化語音，但語言中的詞彙都是政治化的，這些年又加上了文化熱的，大量的時髦詞彙進入了。
包括外國的時髦作家、詩人、理論家什麼的。
你的口語是把政治的莊嚴和這些文化時尚一勺燴了，挨着個兒地亵渎，從"文革"的理想崇高到尼采、薩特、弗洛伊德……你在各種對話中制造那種笑話情境，無論多嚴肅的東西，一進去肯定讓人發笑。
那些小痞子四六不認，把知識界當時所尊奉的。
從中汲取資源的嚴肅的東西以玩笑的方式表達出來，你的這種文字盡管姿态很低，貼近具體生活和邊緣人物，但有種愛誰誰的目中無人。
那些不斷變換面孔，追逐時尚的文化人們，抛棄了革命那一套。
又擁抱舶來的各種主義各種腕兒，而你從"文革"開涮，一路涮到知識界的最新偶像。
王朔：我不是成心要拿誰開涮，就是怎麼感覺怎麼寫。
口語的腔調是我在文字上走頭無路時的最後退路，再不用口語，我就沒了語言，我就寫不了小說，我童年的夢不就白做了。
為了寫小說的夢想，我隻能蒙着硬拿口語說事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