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
神功皇後之後，日本無不以之為楷模。
從早期大和國對朝鮮任那地區的反複争奪到甲午戰争中吞并李朝的處心積慮。
日本對朝鮮半島的野心，持續了一千多年，每一次用兵，都顯得撕心裂肺、義無反顧，大有不撞南牆不回頭的沖勁。
對朝鮮的觊觎之心，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從來沒有減弱過。
因此，征服朝鮮，将會極大地提高豐臣家在日本的威信。
這種征服者的威信，足以彌補秀吉出身低微的羞恥，讓日本真正承認他，承認豐臣這個姓氏的偉大。
我一直覺得，研究曆史，研究的應該是活生生的人。
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依循着曆史規律前行，但作為具體的一個人，每一個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喜怒哀樂，他們會任性，也會犯錯，有着獨特的個性，和内心深處不為人知的小秘密。
這種心理因素對具體個人的影響，更甚于外勢，更強于曆史規律的壓力。
有時候，針對一個曆史人物的古怪抉擇，當客觀分析無法解釋他的行為時，試着探查心理狀态，反而能獨辟蹊徑。
比如王莽，他的複古改制沒有任何道理可言，從西漢末年的政治、經濟狀況裡也分析不出其必然性，可他偏偏堅持這麼幹，幾乎是一個人與整個社會對着幹。
他的動機，我們隻有從心理角度入手，才能發現一個隐藏在謙恭背後的狂熱複古主義者靈魂。
同樣的分析方法，我們也可以用在秀吉身上。
通商也罷，領土分封也罷，這些都屬于戰争起源的外因。
這些客觀存在因素可以影響秀吉，但不會左右他。
真正能夠促使秀吉決心開戰的，是他因低賤出身而産生的自卑，以及為了彌補自卑而對成功近乎偏執的渴求。
這樣的極端心理，在曆史上屢見不鮮，許多國家之間的紛争，說到底，也不過是這樣的小心思作祟罷了。
比如他曾寫給朝鮮國王一封國書，在裡面秀吉說起發動戰争的目的，是為了“顯佳名于三國而已。
”可見這場戰争在他心目中，歸根到底，是要實現他個人在其他人心目中的“佳名”，這要比實在的利益更為重要。
根據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論，秀吉恰好處于從被尊重的需求到自我實現需求的遷躍期。
秀吉侵略朝鮮、大明的心思，早在天正五年便已經萌發。
當時他還是織田信長手下一員大将，在給一封給信長的書信裡，他說道：“君欲賞臣功，願以朝鮮為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于明，庶幾倚君靈威，席卷明國，合三國為一，是臣之宿志也。
”可見在當時，他已經有了十分清晰的戰略構想(日本外史)。
這個時候的秀吉，還隻是給别人打工，因此在這封信裡，他顯得很清醒，語氣也很平淡，象是在彙報一份工作計劃。
但到了天正十三年，情況就不同了。
這時候秀吉已經當上了關白，地位高貴，這讓他心理産生了變化。
在秀吉寫給一柳末安的信裡，談論起朝鮮、大明之事，口氣已經變成了高高在上的“日本國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國。
”
天正十五年，興福寺的和尚多聞院英俊在他的日記寫了一件奇事，他聽說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之後，接下來就要去攻打朝鮮、大明，還有南蠻（東南亞）和天竺，秀吉将定都北京，自為天子。
這個構想，已經接近于後世大東亞共榮圈的規模了，表明秀吉的野心已經膨脹到了無以複加。
他這時候，已經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天下人”——這個天下，已經不隻是日本，而是涵蓋了半個亞洲。
“天下人”這個俯瞰四方的自稱，代表秀吉的野心已經沖破了合理的極限，變成了一種狂想。
他沉浸在這種狂想之中，已經無法自拔。
天正十八年，秀吉給朝鮮國王寫了一封國書。
在這封國書裡，他不停地大吹大擂自己降生時是多麼的高貴，在日本立下的功勞有多麼偉大，接下來攻打大明的理想有多麼高尚，象是一個唯恐别人不知自己多有錢的暴發戶（《善續鄰國寶記》）。
從對這封國書文本的分析，能看出秀吉不停地用大量華麗辭藻來贊美自己，努力把自己打扮得超凡入聖，定位成一個“施帝都政化與億萬斯年”的救世主，甚至說出“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我的統轄”這種瘋話，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狀态已經十分堪憂。
除了朝鮮，秀吉還到處給鄰居亂發國書。
琉球、菲律賓等國，都被秀吉催促着要進貢。
琉球小國，不太敢得罪日本，寫了封回函捧了幾句，備了點禮品就算了。
菲律賓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根本就沒有理睬秀吉的瘋人瘋語。
到了次年征韓令發布時，秀吉的野心已經遠遠走在